美国学者克莱门斯·巴特勒斯认为：缓刑是对付犯罪的明智政策。○1当今社会，人类对自身的价值倍受重视，体现在刑罚上就是在其漫长的发展道路上逐渐轻缓的过程。随着肉刑的被废止和死刑的被严格限制，自由刑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更掀起了一场非监禁刑化的过程。集中体现刑罚人道、刑罚公正和刑罚社会化的缓刑制度倍受当今世界各国的青睐，成为通行的一种刑罚制度。我国由于社会发展的原因，现代缓刑制度的建构仍显粗糙和落后，加强缓刑制度的基础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实践课题。

近年来，我国的金融体制正在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变革，金融犯罪也在逐步从传统的手工型向现代化、智能化、科技化转变，职业犯罪、有组织犯罪的趋势日益明显，犯罪分子的罪恶欲望越来越大。金融系统由于财源集中，犯罪分子一旦作案得手，可“一夜暴富”，得“万贯家财”。因而，银行就成了犯罪分子的首要目标。对于金融犯罪活动的发展变化和严峻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多次召开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进一步深化对“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的认识，要确保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把我国的金融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和七十八条对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主体、条件、审理方式和扣押财产的机关作出了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合并审理因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而同时引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一方面不仅可以全面地查明被告人是否有罪及其罪行是否造成了物质损失、损失的程度等，另一方面，通过一个诉讼程序，合并审理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引起的彼此密切相关的刑事、民事两种案件，还可以使司法机关避免刑事、民事分别审理时所必然产生的调查和审理上的重复，从而大大的节省人力和时间。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这一制度不仅降低了司法成本，而且提高了办案效率，但是也存在不足的地方。

刑法中犯罪的主体主要分为一般犯罪主体和特殊犯罪主体，而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刑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殊犯罪主体，它关系到罪及非罪、此罪与彼罪的问题，因而如何区分、确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与发展，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出现了许多立法之时所未考虑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正确界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概念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对未成年犯多适用缓刑已经成为当今各国普遍采取的一项刑事原则。这与未成年犯的生理、心理特点和犯罪原因、改造基础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也体现了社会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爱护。




　未成年犯心理不成熟　主观恶性小
未成年犯心理变化大，人生观、世界观没有形成，可塑性很强，较易改造。尤其是对那些偶犯、初犯或出于好奇和罪行轻微的未成年犯，他们犯罪时间短，带有偶发性，还没有形成恶习，往往犯罪以后经过教育，就能有痛改前非的决心，所以，对他们在符合法定适用缓刑条件时就应尽可能的多适用。

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危害最严重的犯罪，也是司法实践中的多发性犯罪。尽管最高院作出了《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理论界对抢劫罪也作了很多研究，但对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界定，一直未能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对相同的事实情况在不同的司法机关，或者在相同的司法机关不同的时段内，常常作出截然相反的裁决。因此，确立标准、准确把握这一问题对于司法的统一及准确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一、1997年刑法实施前关于抢劫罪既遂标准之争议
关于抢劫罪既遂之标准，历来有争议。对于1979年刑法第150条规定的抢劫罪，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