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刑在改造犯罪人上具有比较优势，能最大限度减少社会对立面。但缓刑司法表现出的“随意性”会降低其“可视度”，妨碍司法公信的实现。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人民法院成立课题组，对此进行专项调研。
一、基本情况
1.缓刑适用率逐年上涨。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我院共审结刑事案件229件，适用缓刑86件，缓刑适用率为37.5%。其中，2014年审结案件51件，适用缓刑17件，2015年审结案件63件，适用缓刑25件，2016年审结案件97件，适用缓刑44件，缓刑适用率分别为33.3%、39.7%、45.4%，呈持续上升态势。
2.适用缓刑案件类型集中。从罪名来看，86件适用缓刑案件中，危害公共安全罪54件（其中交通肇事罪31件、危险驾驶罪13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10件（其中故意伤害罪7件），侵犯财产罪9件（其中盗窃罪4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6 件，贪污贿赂罪5件。可见，我院缓刑适用主要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尤其是交通肇事等过失性犯罪上。
3.犯罪主体以区内成年男性为主。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判处91人缓刑，其中男性占94.5%，成年人占93.4%，居住在区内的占78.0%。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缓刑适用率偏高。受最近几年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犯罪量增多等影响，大幅度拉升了我院案件的缓刑适用率。
2.缓刑适用的裁判一致性不足。比如，同样是危险驾驶罪，2014年的缓刑适用率为50.0%，2015年为57.1%，2016年则为46.1%，法官们的解释是作为新罪在司法上由紧到松。而课题组认为这主要缘于法官们对如何把握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两个条件主观性过大，尺度不一，且过度依赖《社区矫正调查报告》。
3.“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作为缓刑适用依据值得商榷。对被害人的赔偿是否到位，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是考虑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以2016年的23件交通肇事犯罪为例，19件赔偿到位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4件未获谅解的被告人仅1人被判处缓刑。虽然，积极赔偿被害人可以视为“悔罪表现”，但过度放大则会有损司法公正，因为并非所有犯罪人都有赔偿能力。
4.缓刑考验期的设计司法随意性大。2014年至2016年适用缓刑的案件中设置缓刑考验期为“缓刑一年”的有28件，而刑罚却包含“拘役五个月”（1件）、“有期徒刑六个月”（12件）、 “有期徒刑七个月”（3件）、“有期徒刑八个月”（5件）、“有期徒刑十个月”（7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二是从法院到法官，乃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未从司法的严肃性、合理性上研判缓刑考验期问题。
三、对策建议
1.扩大缓刑适用范围及种类。现行刑法从犯罪主体角度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还应将过失犯罪纳入这一范围，因为过失犯罪侵犯的法益小，主观恶性小、再犯罪可能性小、悔罪表现明显，契合缓刑的制度价值。此外，立法上可探索设置暂缓宣告有罪的缓宣告缓刑，最大程度上激发缓刑犯改过自新的动力。
2.强化缓刑适用条件的可判断性。一是对犯罪情节是包含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还是只含其一需明确。课题组赞成犯罪情节属综合性概念的观点，但认为应将犯罪后的情况放在“悔罪表现”中考量。二是主要从认罪态度和认罚态度两个方面判断“悔罪表现”，并将犯罪中止、自首、立功、赔偿、退赃等作为特别情形综合判断。三是对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的形成、违法犯罪史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进行调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判断“再犯罪的危险”，并立法明确调查主体。四是判断“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应区分农村和城市社区，扩大宣传。
3.强化缓刑司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一是赔偿是否到位、退赃是否积极仅是考量被告人“悔罪表现”的一般条件，不应视为适用缓刑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二是罚金是否缴纳与适用缓刑脱钩，杜绝司法权力滥用。三是杜绝缓刑适用与审前羁押措施挂钩，坚持司法独立。四是明确缓刑适用的说理要求，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调研的86份适用缓刑的判决书看，课题组认为对缓刑适用依据说理充分的仅有59份，占68.6%，仅列举“依照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未说明的有5份，甚至有2份判决书径行适用缓刑。五是强化缓刑考验期的裁判一致性，降低司法的随意性，树立司法权威。
4.探索建立缓刑适用听证制度。“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并且，对犯罪人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推断，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充分参与、辩论，以减轻法官独自承担判断失误的压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课题组成员：侯斌 何科 张可 李燕）
人民法院报
一、基本情况
1.缓刑适用率逐年上涨。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我院共审结刑事案件229件，适用缓刑86件，缓刑适用率为37.5%。其中，2014年审结案件51件，适用缓刑17件，2015年审结案件63件，适用缓刑25件，2016年审结案件97件，适用缓刑44件，缓刑适用率分别为33.3%、39.7%、45.4%，呈持续上升态势。
2.适用缓刑案件类型集中。从罪名来看，86件适用缓刑案件中，危害公共安全罪54件（其中交通肇事罪31件、危险驾驶罪13件），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件，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10件（其中故意伤害罪7件），侵犯财产罪9件（其中盗窃罪4件），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6 件，贪污贿赂罪5件。可见，我院缓刑适用主要集中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尤其是交通肇事等过失性犯罪上。
3.犯罪主体以区内成年男性为主。2014年1月至2016年12月共判处91人缓刑，其中男性占94.5%，成年人占93.4%，居住在区内的占78.0%。
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1.缓刑适用率偏高。受最近几年交通肇事、危险驾驶犯罪量增多等影响，大幅度拉升了我院案件的缓刑适用率。
2.缓刑适用的裁判一致性不足。比如，同样是危险驾驶罪，2014年的缓刑适用率为50.0%，2015年为57.1%，2016年则为46.1%，法官们的解释是作为新罪在司法上由紧到松。而课题组认为这主要缘于法官们对如何把握刑法修正案（八）增设的“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两个条件主观性过大，尺度不一，且过度依赖《社区矫正调查报告》。
3.“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作为缓刑适用依据值得商榷。对被害人的赔偿是否到位，是否取得被害人的谅解，是考虑是否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以2016年的23件交通肇事犯罪为例，19件赔偿到位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被告人均被判处缓刑，4件未获谅解的被告人仅1人被判处缓刑。虽然，积极赔偿被害人可以视为“悔罪表现”，但过度放大则会有损司法公正，因为并非所有犯罪人都有赔偿能力。
4.缓刑考验期的设计司法随意性大。2014年至2016年适用缓刑的案件中设置缓刑考验期为“缓刑一年”的有28件，而刑罚却包含“拘役五个月”（1件）、“有期徒刑六个月”（12件）、 “有期徒刑七个月”（3件）、“有期徒刑八个月”（5件）、“有期徒刑十个月”（7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法律规定过于笼统；二是从法院到法官，乃至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都未从司法的严肃性、合理性上研判缓刑考验期问题。
三、对策建议
1.扩大缓刑适用范围及种类。现行刑法从犯罪主体角度规定了“应当宣告缓刑”，从比较法的角度看还应将过失犯罪纳入这一范围，因为过失犯罪侵犯的法益小，主观恶性小、再犯罪可能性小、悔罪表现明显，契合缓刑的制度价值。此外，立法上可探索设置暂缓宣告有罪的缓宣告缓刑，最大程度上激发缓刑犯改过自新的动力。
2.强化缓刑适用条件的可判断性。一是对犯罪情节是包含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还是只含其一需明确。课题组赞成犯罪情节属综合性概念的观点，但认为应将犯罪后的情况放在“悔罪表现”中考量。二是主要从认罪态度和认罚态度两个方面判断“悔罪表现”，并将犯罪中止、自首、立功、赔偿、退赃等作为特别情形综合判断。三是对犯罪人的反社会人格的形成、违法犯罪史及所处的社会环境等进行调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判断“再犯罪的危险”，并立法明确调查主体。四是判断“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应区分农村和城市社区，扩大宣传。
3.强化缓刑司法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一是赔偿是否到位、退赃是否积极仅是考量被告人“悔罪表现”的一般条件，不应视为适用缓刑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二是罚金是否缴纳与适用缓刑脱钩，杜绝司法权力滥用。三是杜绝缓刑适用与审前羁押措施挂钩，坚持司法独立。四是明确缓刑适用的说理要求，约束司法自由裁量权。从调研的86份适用缓刑的判决书看，课题组认为对缓刑适用依据说理充分的仅有59份，占68.6%，仅列举“依照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未说明的有5份，甚至有2份判决书径行适用缓刑。五是强化缓刑考验期的裁判一致性，降低司法的随意性，树立司法权威。
4.探索建立缓刑适用听证制度。“正义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必须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并且，对犯罪人再犯罪可能性的预测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推断，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更多的专业人士充分参与、辩论，以减轻法官独自承担判断失误的压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课题组成员：侯斌 何科 张可 李燕）
人民法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