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这一规定的内涵就是人死罪消，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很合理，因为人既已死，对其进行定罪处罚的人身基础和刑罚意义都将不复存在。
但笔者认为，此规定颇为不妥。这一规定在理论上造成了罪无应得的法律纰漏，与我国“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相违背；同时也放纵了犯罪，并导致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审理前畏罪自杀情形的存在。道理很显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被依法定罪判刑，罪名遗臭不说，犯罪所得还将被依法如数追缴，但若定罪前身亡，则能一死了之，既免留下罪名，又能留得不薄家财荫及子孙。因此，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作用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以死保名保利的选择应是在所难免，尤其是那些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难免一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如此。
缘此，笔者认为，如果经查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犯罪事实，且证据充分，即使其已死亡，也应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科以相应的现实的刑罚。理由如下：
一、从刑罚的对象来看，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具有可行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针对其人身而言的刑事责任基础的确已不复存在。但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除了人身自由刑外，还设置了财产刑和政治自由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其人身自由权已经灭失，对其科以诸如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人身自由刑的确于事无补，没有现实可能性。但人死后并非全部权利丧失，其财产权在继承分割前还依然存在，其知识产权（其中的出版权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之一）依然存在。因此，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财产刑和政治自由刑还是有对象基础的，具有可行性。
二、从刑罚的程序来看，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具有可能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根据这些规定，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没有其供述，从理论上讲，依照法律程序对其定罪量刑同样具有可能性，并非没有其供述就不能定罪量刑。
三、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具有必要性。刑罚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刑罚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刑罚教育民众，自觉预防犯罪。以此为立足点，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显得非常必要。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够达到前述刑罚之目的，而且还具有维护法律公平的潜在作用。相反，如果对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实行“一死了之”，有罪不究，必然与“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背道而驰，同时也损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如前文所述，还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畏罪自杀情形的发生。
可见，依法追究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其科以刑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建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项予以删除。
中国法院网
李丰丰
但笔者认为，此规定颇为不妥。这一规定在理论上造成了罪无应得的法律纰漏，与我国“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相违背；同时也放纵了犯罪，并导致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接受审理前畏罪自杀情形的存在。道理很显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被依法定罪判刑，罪名遗臭不说，犯罪所得还将被依法如数追缴，但若定罪前身亡，则能一死了之，既免留下罪名，又能留得不薄家财荫及子孙。因此，在趋利避害的本能作用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以死保名保利的选择应是在所难免，尤其是那些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难免一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更是如此。
缘此，笔者认为，如果经查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有犯罪事实，且证据充分，即使其已死亡，也应依据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其科以相应的现实的刑罚。理由如下：
一、从刑罚的对象来看，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具有可行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针对其人身而言的刑事责任基础的确已不复存在。但是，我国刑法规定的刑罚除了人身自由刑外，还设置了财产刑和政治自由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其人身自由权已经灭失，对其科以诸如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等人身自由刑的确于事无补，没有现实可能性。但人死后并非全部权利丧失，其财产权在继承分割前还依然存在，其知识产权（其中的出版权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剥夺政治权利”内容之一）依然存在。因此，根据刑法规定依法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财产刑和政治自由刑还是有对象基础的，具有可行性。
二、从刑罚的程序来看，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具有可能性。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刑事诉讼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根据这些规定，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没有其供述，从理论上讲，依照法律程序对其定罪量刑同样具有可能性，并非没有其供述就不能定罪量刑。
三、从刑罚的目的来看，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具有必要性。刑罚的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通过刑罚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正义；另一方面是通过刑罚教育民众，自觉预防犯罪。以此为立足点，对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科以刑罚显得非常必要。因为这样做不但能够达到前述刑罚之目的，而且还具有维护法律公平的潜在作用。相反，如果对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律实行“一死了之”，有罪不究，必然与“违法必究”的法制原则背道而驰，同时也损害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如前文所述，还在司法实践中导致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畏罪自杀情形的发生。
可见，依法追究已死亡的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其科以刑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显得非常必要，因此建议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第五项予以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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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丰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