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2002年12月25日晚，犯罪嫌疑人王甲酒后无证驾驶一辆借来的桑塔纳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将因摩托车熄火而停在马路上检修的严某连人带车撞出十余米远，严某在送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晚死亡。肇事后，王甲担心会因此丢掉工作，在逃离现场后与其大舅子徐某商量，找来其做生意且有驾照的堂兄王乙并让他到公安机关投案替他顶罪。此案后经群众举报，检察院立案监督而真相大白。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王甲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对王甲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其在肇事后逃离事故现场已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特征，找人顶罪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延续，作为一种恶劣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第二种意见认为，对王甲应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理由是，王甲的行为已符合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交通肇事和指使他人为自己顶罪这两种行为又不符合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的条件，因而应该数罪并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本案中对于王甲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王甲找人顶罪的行为是否应该包含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之中；二是这种行为是否已经构成妨害作证罪；三是这两种行为是否为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
笔者认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妄自扩大它的内涵，将行为人在逃离事故现场之后做出的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需要单独评价的行为也归入其中。更何况，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本应履行由此带来的报警、抢救伤员或财产、维护现场等附随义务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如果行为人选择了“逃离事故现场”的方式来逃避法律追究，不仅不利于事故的处理，而且也体现了行为人对他人生命财产的蔑视，对法律法规尊严的蔑视，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法律才将此情节列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目的是为了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任意扩大“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内涵是不妥的。另外，如果我们按照第一种意见的逻辑思维，那么，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将现场目击证人杀死灭口的行为不也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延续吗？很显然，交通肇事罪的刑期无法包容故意杀人行为并以一罪处罚，所以，第一种意见的理由是不正确的。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王甲的行为是否已构成妨害作证罪。所谓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现行刑法新增设的罪，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下：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以及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利，其中，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是主要客体，而证人依法作证的权利是次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其中，指使他人作伪证是指唆使、引诱、劝诱他人作假证明，使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向司法机关作虚假的证明，或者使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假称了解向司法机关作虚假的证明。诸如：出主意让他人作假证明，或利用职务身份迫使属下作伪证等。所谓他人，包括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和不知道案件情况的人①，并不一定仅限于案件中已有的证人。本罪通常发生在诉讼活动之中，即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一切诉讼活动过程中，但也可以发生在诉讼活动之外。因为，对于本罪行为发生的时间、空间，刑法并没有限制，所以，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出发，本罪不应当排除在诉讼提起之前的阶段。而且，在诉讼提起之前，行为人如果实施妨害作证的行为同样会对以后发生的诉讼活动造成影响和妨碍，并且，这时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与在诉讼活动过程之中所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因而，如果将妨害作证的行为限定在诉讼活动过程之中，将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严重的妨害作证行为不能纳入到刑事制裁的视野，这于妨害作证罪的惩治是极其不利的②。 （三）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本罪的主体多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戚、朋友；或者民事、经济案件的当事人等。但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自己采取非法手段妨害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也应当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③。因为，立法增设妨害作证罪的目的是为了给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因而，从立法精神来分析，立法上并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外。而实际上，由于证人证言在证据制度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不择手段来阻止证人作出对己不利的证言或指使他人作出对己有利的证言，如果否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可以成为妨害作证的主体，无疑将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十分严重的妨害作证行为不能纳入刑法惩治的范围，证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必将使刑法的权威和尊严极大地削弱。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实施的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会发生妨害国家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和侵犯他人依法作证的权利或人身权利的危害结果，却希望并积极追求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动机、目的通常是是通过种种手段使证人不能作证、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或使证人或其他人作伪证，使本人、有关当事人或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人，逃避、减轻法律责任或在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获取非法利益④。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目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本案例中，王甲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惩处而唆使交通肇事案案外人王乙到公安机关作虚假证明自证其罪以掩盖他自己的罪行的行为完全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理由如下：第一，王甲是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第二，王甲明知自己找人替自己顶罪的行为会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侵害王乙依法作证的权利，但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和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又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其主观上是一种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第三，王甲的行为确实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他人依法作证的权利，若非群众举报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就会造成错案；第四，客观方面王甲又实施了指使他人（即王乙）作假证的行为。所以，本案例中的王甲的行为又构成了妨害作证罪。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对本案中的交通肇事行为和妨害作证行为是该按一罪处罚还是该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理论，数行为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的种类为如下几种：惯犯、结合犯、连续犯、吸收犯、牵连犯。很显然这两种行为不属于惯犯、结合犯、连续犯。所谓吸收犯，指事实上存在数个不同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它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结合犯的最后一个特征可以判断，本案中的两个行为不符合吸收犯的特征，因为本案中的妨害作证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至于牵连犯，刑法理论告诉我们，牵连犯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不可能构成牵连犯。因此，本案中的两行为不能以一罪处罚。综上所述，对王甲应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① 参见赵秉志主编：《妨害司法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2页。②③ 参见赵秉志主编：《妨害司法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4页。④ 参见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80页。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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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祥 殷继东
2002年12月25日晚，犯罪嫌疑人王甲酒后无证驾驶一辆借来的桑塔纳轿车，在行驶过程中将因摩托车熄火而停在马路上检修的严某连人带车撞出十余米远，严某在送医院抢救无效后于当晚死亡。肇事后，王甲担心会因此丢掉工作，在逃离现场后与其大舅子徐某商量，找来其做生意且有驾照的堂兄王乙并让他到公安机关投案替他顶罪。此案后经群众举报，检察院立案监督而真相大白。
二、分歧意见
本案中对王甲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对王甲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其在肇事后逃离事故现场已符合交通肇事后逃逸的特征，找人顶罪的目的还是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延续，作为一种恶劣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第二种意见认为，对王甲应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理由是，王甲的行为已符合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且交通肇事和指使他人为自己顶罪这两种行为又不符合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的条件，因而应该数罪并罚。
三、评析意见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本案中对于王甲构成交通肇事罪没有异议，争议的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王甲找人顶罪的行为是否应该包含在交通肇事后逃逸之中；二是这种行为是否已经构成妨害作证罪；三是这两种行为是否为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
笔者认为，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所谓交通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事故现场的行为，依据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不应该妄自扩大它的内涵，将行为人在逃离事故现场之后做出的有一定社会危害性的、需要单独评价的行为也归入其中。更何况，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本应履行由此带来的报警、抢救伤员或财产、维护现场等附随义务以减轻自己的责任，如果行为人选择了“逃离事故现场”的方式来逃避法律追究，不仅不利于事故的处理，而且也体现了行为人对他人生命财产的蔑视，对法律法规尊严的蔑视，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法律才将此情节列为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情节，目的是为了做到罪刑相适应。因此，任意扩大“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内涵是不妥的。另外，如果我们按照第一种意见的逻辑思维，那么，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将现场目击证人杀死灭口的行为不也应视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延续吗？很显然，交通肇事罪的刑期无法包容故意杀人行为并以一罪处罚，所以，第一种意见的理由是不正确的。
其次，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王甲的行为是否已构成妨害作证罪。所谓妨害作证罪，刑法第307条第1款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现行刑法新增设的罪，此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下： （一）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包括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活动和秩序以及公民依法作证的权利，其中，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是主要客体，而证人依法作证的权利是次要客体。 （二）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的行为。其中，指使他人作伪证是指唆使、引诱、劝诱他人作假证明，使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向司法机关作虚假的证明，或者使不了解案件情况的人假称了解向司法机关作虚假的证明。诸如：出主意让他人作假证明，或利用职务身份迫使属下作伪证等。所谓他人，包括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和不知道案件情况的人①，并不一定仅限于案件中已有的证人。本罪通常发生在诉讼活动之中，即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一切诉讼活动过程中，但也可以发生在诉讼活动之外。因为，对于本罪行为发生的时间、空间，刑法并没有限制，所以，从罪刑法定主义的精神出发，本罪不应当排除在诉讼提起之前的阶段。而且，在诉讼提起之前，行为人如果实施妨害作证的行为同样会对以后发生的诉讼活动造成影响和妨碍，并且，这时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与在诉讼活动过程之中所实施的妨害作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并没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因而，如果将妨害作证的行为限定在诉讼活动过程之中，将有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严重的妨害作证行为不能纳入到刑事制裁的视野，这于妨害作证罪的惩治是极其不利的②。 （三）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从司法实践中的情况来看，本罪的主体多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亲戚、朋友；或者民事、经济案件的当事人等。但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自己采取非法手段妨害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的，也应当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③。因为，立法增设妨害作证罪的目的是为了给证人依法履行作证义务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保证诉讼活动的正常顺利进行。因而，从立法精神来分析，立法上并未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实施的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排除在刑法规制的范围之外。而实际上，由于证人证言在证据制度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被告人、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往往不择手段来阻止证人作出对己不利的证言或指使他人作出对己有利的证言，如果否认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可以成为妨害作证的主体，无疑将使相当一部分社会危害十分严重的妨害作证行为不能纳入刑法惩治的范围，证人的合法权益就得不到保障，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也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必将使刑法的权威和尊严极大地削弱。 （四）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主观上对自己实施的妨害证人作证的行为会发生妨害国家司法机关正常诉讼活动和侵犯他人依法作证的权利或人身权利的危害结果，却希望并积极追求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其动机、目的通常是是通过种种手段使证人不能作证、不愿作证、不敢作证，或使证人或其他人作伪证，使本人、有关当事人或与本人有利害关系的人，逃避、减轻法律责任或在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获取非法利益④。无论出于什么动机、目的，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本案例中，王甲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惩处而唆使交通肇事案案外人王乙到公安机关作虚假证明自证其罪以掩盖他自己的罪行的行为完全符合妨害作证罪的构成要件，理由如下：第一，王甲是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第二，王甲明知自己找人替自己顶罪的行为会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侵害王乙依法作证的权利，但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和保住自己的工作，他又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其主观上是一种直接故意的心理态度；第三，王甲的行为确实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和他人依法作证的权利，若非群众举报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就会造成错案；第四，客观方面王甲又实施了指使他人（即王乙）作假证的行为。所以，本案例中的王甲的行为又构成了妨害作证罪。
最后，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对本案中的交通肇事行为和妨害作证行为是该按一罪处罚还是该数罪并罚。根据刑法理论，数行为法定为一罪或处断为一罪的种类为如下几种：惯犯、结合犯、连续犯、吸收犯、牵连犯。很显然这两种行为不属于惯犯、结合犯、连续犯。所谓吸收犯，指事实上存在数个不同行为，其中一行为吸收其他行为，仅成立吸收行为一个罪名的犯罪，它的基本特征是具有数个独立的符合犯罪构成的犯罪行为；数个行为必须触犯不同罪名；数行为之间具有吸收关系，即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结合犯的最后一个特征可以判断，本案中的两个行为不符合吸收犯的特征，因为本案中的妨害作证行为并不是交通肇事行为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至于牵连犯，刑法理论告诉我们，牵连犯只存在于直接故意犯罪中，过失犯罪不可能构成牵连犯。因此，本案中的两行为不能以一罪处罚。综上所述，对王甲应以交通肇事罪和妨害作证罪数罪并罚。① 参见赵秉志主编：《妨害司法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2页。②③ 参见赵秉志主编：《妨害司法罪疑难问题司法对策》，吉林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64页。④ 参见高铭喧、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下篇），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980页。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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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祥 殷继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