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从宽，是我国刑罚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自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化、法律化体现。我国现行刑法总结了长期以来刑事立法和司法经验，结合理论研究成果，进一步完善了自首制度。但是，我们在办案实践中遇到的两个案例，引起了我们对自首制度应予完善的思考：
案例一：2003年12月5日夜，被告人王江在A县劫持一辆出租车并把司机打昏推下车（司机被过路人送医院，昏迷5天后脱离生命危险），他在开车去西安途中用司机的手机给自己家打电话，告诉父亲他将去西安打工。到西安后，丢弃出租车，把抢得司机的手机卖了300元钱挥霍一空，7日早打电话给父亲让送钱到西安火车站。公安机关通过被害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了王江的父亲，并将王江涉嫌抢劫杀人的案件事实告诉了他。王江的父亲深知案情重大就将王江给他们打电话要钱，人在西安的情况告诉了公安机关，表示愿意协助抓捕王江，希望公安机关能从轻处罚他的儿子。王江的父亲在西安火车站找到了公安人员并不认识的王江，随后公安机关抓捕了王江。王江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王江的辩护人提出了对王江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案例二：2004年2月5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刘强因琐事与张三发生争执撕打，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张三胸部。张三倒地后刘强逃跑至他姐刘芳家，谎称他想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打工没钱，他姐信以为真就借给他500元，刘强当晚就乘火车去了广州。张三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第二天，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找到刘芳了解刘强的去向，告知她弟刘强涉嫌致张三死亡的犯罪事实，希望她能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刘强归案，争取从宽处理。在公安人员的说服教育下，刘芳终于说出了刘强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并说出刘刚的地址，公安机关和广州警方取得联系，广州警方找到刘刚，向刘刚说明案情，希望他协助抓捕刘强，刘刚讲他哥刘强即将到广州火车站，希望抓捕刘强后能从宽处理，在刘刚的协助下，公安人员顺利抓捕了刘强。刘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刘强的辩护人提出了对刘强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这两起案件中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没有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自首的规定：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同时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这些规定尽管进一步扩大和放宽了自首的条件，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及时侦破案件，有效惩治犯罪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规定都没有涉及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拒捕而归案的，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视为自动投案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都以没有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不视为自动投案。这样做既不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弊端：
一是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感召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和鼓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促使犯罪嫌疑人归案。对近亲属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不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这有悖于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
二是不利于公、检、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公安机关在做思想工作时，常常对犯罪嫌疑人的家长、近亲属承诺如果他们协助抓住犯罪嫌疑人就对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处罚。但检法两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认定，造成公检法之间的相互扯皮，难以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三是挫伤了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支持司法工作的积极性，认为公安机关欺骗他们，影响了司法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是逃犯即使外逃也和他的家人、亲友可能保持联系。如果对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不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这些人就可能知情不举，这不利于从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中获取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及时侦破案件，有可能使逃犯在社会上继续实施犯罪，影响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拒捕而归案的，符合视为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即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视为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对于犯罪嫌疑人以暴力拒捕的，不视为自动投案，因它不符合视为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因此我们建议完善自首制度，在关于认定自首的司法解释中增加“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拒捕而归案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这一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样规定，不仅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有利于有效及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作者仇万娥系陕西省渭南市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 杨天良系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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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万娥 杨天良
案例一：2003年12月5日夜，被告人王江在A县劫持一辆出租车并把司机打昏推下车（司机被过路人送医院，昏迷5天后脱离生命危险），他在开车去西安途中用司机的手机给自己家打电话，告诉父亲他将去西安打工。到西安后，丢弃出租车，把抢得司机的手机卖了300元钱挥霍一空，7日早打电话给父亲让送钱到西安火车站。公安机关通过被害人的手机通话记录找到了王江的父亲，并将王江涉嫌抢劫杀人的案件事实告诉了他。王江的父亲深知案情重大就将王江给他们打电话要钱，人在西安的情况告诉了公安机关，表示愿意协助抓捕王江，希望公安机关能从轻处罚他的儿子。王江的父亲在西安火车站找到了公安人员并不认识的王江，随后公安机关抓捕了王江。王江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王江的辩护人提出了对王江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案例二：2004年2月5日下午5时许，被告人刘强因琐事与张三发生争执撕打，用随身携带的水果刀刺向张三胸部。张三倒地后刘强逃跑至他姐刘芳家，谎称他想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打工没钱，他姐信以为真就借给他500元，刘强当晚就乘火车去了广州。张三被他人送往医院经抢救无效而死亡。第二天，公安机关在侦查中找到刘芳了解刘强的去向，告知她弟刘强涉嫌致张三死亡的犯罪事实，希望她能配合公安机关抓捕刘强归案，争取从宽处理。在公安人员的说服教育下，刘芳终于说出了刘强去广州他弟刘刚那儿并说出刘刚的地址，公安机关和广州警方取得联系，广州警方找到刘刚，向刘刚说明案情，希望他协助抓捕刘强，刘刚讲他哥刘强即将到广州火车站，希望抓捕刘强后能从宽处理，在刘刚的协助下，公安人员顺利抓捕了刘强。刘强到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在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刘强的辩护人提出了对刘强应以自首论的辩护观点。但检察机关、法院认为没有法律依据不予认定。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对这两起案件中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没有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是正确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自首的规定：
“（一）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犯罪嫌疑人向其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或者其他有关负责人员投案的；犯罪嫌疑人因病、伤或者为了减轻犯罪后果，委托他人先代为投案，或者先以信电投案的；罪行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的；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的；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
（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共同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除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还应当供述所知的同案犯，主犯则应当供述所知其他同案的共同犯罪事实，才能认定为自首。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但在一审判决前又能如实供述的，应当认定为自首。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同时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
这些规定尽管进一步扩大和放宽了自首的条件，对感召犯罪分子主动投案，鼓励犯罪分子改过自新，分化瓦解犯罪势力，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及时侦破案件，有效惩治犯罪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规定都没有涉及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拒捕而归案的，对犯罪嫌疑人是否视为自动投案问题。在司法实践中都以没有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不视为自动投案。这样做既不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很多弊端：
一是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感召犯罪嫌疑人主动投案和鼓励更多的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促使犯罪嫌疑人归案。对近亲属协助配合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不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这有悖于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
二是不利于公、检、法机关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公安机关在做思想工作时，常常对犯罪嫌疑人的家长、近亲属承诺如果他们协助抓住犯罪嫌疑人就对犯罪嫌疑人从轻、从宽处罚。但检法两院以没有法律依据为由不予认定，造成公检法之间的相互扯皮，难以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也影响了司法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三是挫伤了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支持司法工作的积极性，认为公安机关欺骗他们，影响了司法机关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四是逃犯即使外逃也和他的家人、亲友可能保持联系。如果对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不视为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这些人就可能知情不举，这不利于从犯罪嫌疑人的家长、亲友中获取更多的线索和证据，及时侦破案件，有可能使逃犯在社会上继续实施犯罪，影响社会稳定。
笔者认为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拒捕而归案的，符合视为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即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亲友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视为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对于犯罪嫌疑人以暴力拒捕的，不视为自动投案，因它不符合视为自动投案的实质要件。因此我们建议完善自首制度，在关于认定自首的司法解释中增加“近亲属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以暴力拒捕而归案的，对犯罪嫌疑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这一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就应认定为自首。这样规定，不仅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目的，而且有利于有效及时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作者仇万娥系陕西省渭南市行政学院法学副教授 杨天良系陕西省渭南市人民检察院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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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万娥 杨天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