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法解释关于加重处罚的规定
最高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同时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盗窃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盗窃金融机构的；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4．累犯；5．造成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和其他严重后果的；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二、理论上的分歧和司法现状
对上述《解释》，理论界存在两种反对意见，即“越权解释说”与“双重加重说”。“越权解释说”认为：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对盗窃“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犯罪行为若具有主犯、累犯等八种情形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即有这八种情形的犯罪分子均需要在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内裁量刑罚，导致了高于法定最高刑以上的判决出现。这是司法机关违背立法解释的表现，属于越权解释。而持“双重加重说”者认为：对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情节处罚，是两次从重打击累犯和主犯。第一次是把本应在第一档法定刑内量刑的犯罪拿到第二档去量刑，第二次是在第二档法定刑中对其再从重处罚，使累犯和主犯加重又加重，显失公平。
在司法实践中，对累犯和主犯是否适用加重处罚，以及如何适用加重处罚，执行也不统一。在司法解释刚刚出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司法实践中，对累犯和主犯一律适用加重处罚。当理论上对上述解释提出批评后，有的地方则没有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有的地方仍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
三、如何解释和适用主犯、累犯加重处罚的规定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解释第六条第（三）项关于加重情节的解释，既不违法也未越权，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司法解释。第一、“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两种加重处罚情节，因而对其进行司法解释，有其法律根据，并没有越权和违法。第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把“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分别作为递进加重处罚的两种情形。司法解释机关既然有权对数额加重处罚作出解释，当然也有权对情节加重处罚作出解释。因而，解释第六条第（三）项的内容只存在是否合理问题，不存在违法越权问题。
那么，解释第六条第（三）项的八种加重情形是否合理呢？上述作者仅就累犯、主犯提出了批评，对其他几种情形未加评述。这里，也仅就累犯和主犯是否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谈一点看法。
我们认为，客观地说，从表现上看，将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处罚情形，似有双重加重之嫌，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这种解释仍是合理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适用。只要理解和适用正确，不会造成双重加重问题。这里先用两个案件作比较。例一：甲某，系累犯，先后因盗窃三次入狱，共服刑期14年。甲某第三次出狱后不久，又先后三次盗窃他人现金9900元，全部挥霍，分文未退，且认罪态度不好。例二：乙某，先后五次盗窃他人现金9900元，全部挥霍，分文未退，认罪态度不好。上述甲是累犯，乙不是累犯。甲、乙都在同一地区犯罪，该地区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是1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标准是1万元。当地法院对乙某按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甲某以“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我们认为，上述判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甲、乙的盗窃数额都已接近“数额巨大”标准，如果甲、乙都不是累犯，根据其犯罪数额和情节，都可以判处法定最高刑——有期徒刑三年。而甲某系累犯，如果按“数额较大”量刑，对其只能判刑三年，这实际上是对累犯没有从重。因而，把甲作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依法加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既体现了对累犯的依法从重，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显得公平合理。相反，如果对甲、乙都判刑三年，则会使人感到不公平，不合理。这是累犯与非累犯犯罪相比。累犯与累犯相比，也是如此。例如，累犯丙盗窃1万元，刚好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其他情节与前述甲某基本相同。按照“数额巨大”的量刑标准，并考虑其累犯身份，法院对丙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甲与丙都是累犯，盗窃情节相同，只是数额相差100元，如果不把甲作为“其他严重情节”者，对甲只能判刑三年，甲、乙两人刑期则相差两年，显然不合理。可见，将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情节是合理的。
在司法实践中，对累犯、主犯是否适用加重处罚，应当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注意避免一律适用加重处罚，或一律不适用加重处罚两种极端倾向。具体说，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如下两个问题：
1．正确理解解释含义。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并非是“应当”。这也就是说，对累犯和主犯，并不是一律都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何理解“可以”加重处罚？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累犯、主犯盗窃的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标准时，才能适用加重情节。如果累犯或主犯盗窃的数额刚刚达到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则不宜适用加重情节。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累犯和主犯，在其盗窃数额的量刑幅度内量刑，有从重处罚的余地，足以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如某地确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起点额为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起点额3万元。在这里，数额巨大的下限额和上限额相差3万。量刑的起点刑是三年，最高刑是十年，起点刑与最高刑有七年之大的幅度。如果某累犯或主犯盗窃数额为1．1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对该累犯或主犯则不宜适用加重处罚。因为从盗窃数额来看，如果不是累犯或主犯，一般只能判三至五年。对累犯或主犯，可在三至五年以上从重处罚，最高刑是十年。对有些累犯或主犯，还不一定要判至最高刑。因而，对这类累犯或主犯，根本不需要适用加重情节。此外，对于盗窃数额离上限额还相差较大，从其犯罪的具体情节来看，在其盗窃数额的量刑幅度内足以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也不应适用加重情节处罚。
2．对于适用加重情节处罚的累犯或主犯，在适用从重处罚时，不能以法定刑为标准来确定是否从重，而应当以犯罪事实为基础，确定在一般情况下，该盗窃犯应判处多少刑罚，然后在此刑罚的基础上，考虑累犯或主犯的因素，确定对累犯或主犯从重处罚的具体刑罚。这样可以避免对累犯和主犯适用不适当的从重处罚。司法实践中，以法定刑确定从重处罚的标准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科学的。
王礼仁
最高法院1997年11月4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简称《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盗窃数额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同时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盗窃数额达到“数额巨大”标准，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1．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2．盗窃金融机构的；3．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4．累犯；5．造成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和其他严重后果的；6．盗窃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7．盗窃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的；8．造成其他重大损失的。
二、理论上的分歧和司法现状
对上述《解释》，理论界存在两种反对意见，即“越权解释说”与“双重加重说”。“越权解释说”认为：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对盗窃“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巨大”的犯罪行为若具有主犯、累犯等八种情形的，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或“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即有这八种情形的犯罪分子均需要在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内裁量刑罚，导致了高于法定最高刑以上的判决出现。这是司法机关违背立法解释的表现，属于越权解释。而持“双重加重说”者认为：对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情节处罚，是两次从重打击累犯和主犯。第一次是把本应在第一档法定刑内量刑的犯罪拿到第二档去量刑，第二次是在第二档法定刑中对其再从重处罚，使累犯和主犯加重又加重，显失公平。
在司法实践中，对累犯和主犯是否适用加重处罚，以及如何适用加重处罚，执行也不统一。在司法解释刚刚出台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在司法实践中，对累犯和主犯一律适用加重处罚。当理论上对上述解释提出批评后，有的地方则没有适用上述司法解释，有的地方仍在适用上述司法解释。
三、如何解释和适用主犯、累犯加重处罚的规定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解释第六条第（三）项关于加重情节的解释，既不违法也未越权，是依照法律规定作出的司法解释。第一、“其他严重情节”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两种加重处罚情节，因而对其进行司法解释，有其法律根据，并没有越权和违法。第二、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把“数额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和“数额特别巨大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分别作为递进加重处罚的两种情形。司法解释机关既然有权对数额加重处罚作出解释，当然也有权对情节加重处罚作出解释。因而，解释第六条第（三）项的内容只存在是否合理问题，不存在违法越权问题。
那么，解释第六条第（三）项的八种加重情形是否合理呢？上述作者仅就累犯、主犯提出了批评，对其他几种情形未加评述。这里，也仅就累犯和主犯是否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谈一点看法。
我们认为，客观地说，从表现上看，将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处罚情形，似有双重加重之嫌，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知道，这种解释仍是合理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和适用。只要理解和适用正确，不会造成双重加重问题。这里先用两个案件作比较。例一：甲某，系累犯，先后因盗窃三次入狱，共服刑期14年。甲某第三次出狱后不久，又先后三次盗窃他人现金9900元，全部挥霍，分文未退，且认罪态度不好。例二：乙某，先后五次盗窃他人现金9900元，全部挥霍，分文未退，认罪态度不好。上述甲是累犯，乙不是累犯。甲、乙都在同一地区犯罪，该地区盗窃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是1千元，“数额巨大”的起点标准是1万元。当地法院对乙某按数额较大的量刑幅度，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对甲某以“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我们认为，上述判决是非常正确的。由于甲、乙的盗窃数额都已接近“数额巨大”标准，如果甲、乙都不是累犯，根据其犯罪数额和情节，都可以判处法定最高刑——有期徒刑三年。而甲某系累犯，如果按“数额较大”量刑，对其只能判刑三年，这实际上是对累犯没有从重。因而，把甲作为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依法加重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既体现了对累犯的依法从重，也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显得公平合理。相反，如果对甲、乙都判刑三年，则会使人感到不公平，不合理。这是累犯与非累犯犯罪相比。累犯与累犯相比，也是如此。例如，累犯丙盗窃1万元，刚好达到数额巨大的起点，其他情节与前述甲某基本相同。按照“数额巨大”的量刑标准，并考虑其累犯身份，法院对丙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甲与丙都是累犯，盗窃情节相同，只是数额相差100元，如果不把甲作为“其他严重情节”者，对甲只能判刑三年，甲、乙两人刑期则相差两年，显然不合理。可见，将累犯和主犯作为加重情节是合理的。
在司法实践中，对累犯、主犯是否适用加重处罚，应当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注意避免一律适用加重处罚，或一律不适用加重处罚两种极端倾向。具体说，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如下两个问题：
1．正确理解解释含义。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之一，并非是“应当”。这也就是说，对累犯和主犯，并不是一律都作为加重处罚的情形，而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而定。如何理解“可以”加重处罚？我们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当累犯、主犯盗窃的数额接近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标准时，才能适用加重情节。如果累犯或主犯盗窃的数额刚刚达到数额较大或巨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则不宜适用加重情节。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累犯和主犯，在其盗窃数额的量刑幅度内量刑，有从重处罚的余地，足以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如某地确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起点额为1万元，数额特别巨大起点额3万元。在这里，数额巨大的下限额和上限额相差3万。量刑的起点刑是三年，最高刑是十年，起点刑与最高刑有七年之大的幅度。如果某累犯或主犯盗窃数额为1．1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对该累犯或主犯则不宜适用加重处罚。因为从盗窃数额来看，如果不是累犯或主犯，一般只能判三至五年。对累犯或主犯，可在三至五年以上从重处罚，最高刑是十年。对有些累犯或主犯，还不一定要判至最高刑。因而，对这类累犯或主犯，根本不需要适用加重情节。此外，对于盗窃数额离上限额还相差较大，从其犯罪的具体情节来看，在其盗窃数额的量刑幅度内足以实现从重处罚的目的，也不应适用加重情节处罚。
2．对于适用加重情节处罚的累犯或主犯，在适用从重处罚时，不能以法定刑为标准来确定是否从重，而应当以犯罪事实为基础，确定在一般情况下，该盗窃犯应判处多少刑罚，然后在此刑罚的基础上，考虑累犯或主犯的因素，确定对累犯或主犯从重处罚的具体刑罚。这样可以避免对累犯和主犯适用不适当的从重处罚。司法实践中，以法定刑确定从重处罚的标准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科学的。
王礼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