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以下简称“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贪污受贿，牟取非法利益，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破坏国家的社会组织管理职能，依照刑法规定应受到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的总称。这种犯罪本质是一种滥用权力、亵渎权力的行为，是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生的权力异化、变质、失控现象。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稳定需要一个漫长的阶段，这就使得职务犯罪的发生有了合适的土壤与条件。在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经不住金钱和物质利益的诱惑，用权力作筹码，坠入了犯罪的泥淖，且愈演愈烈，若不遏止，则会泛滥成灾，最终危及我们的国家政权。因而认真研究分析当前职务犯罪的特点、找出原因及预防对策，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1、犯罪主体相对集中于“三机关一部门”
所谓“三机关一部门”，即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既是法律意义上的标准主体，又是现阶段国家工作人员中的核心成份，也是构成国家政权大厦的基础与中坚，他们行使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要权力。面临着的各种诱惑多，犯罪的机率也高于其他部门，从近年来笔者所在检察院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三机关一部门”的人员儿罪数占总数的67、%。
2、犯罪的重点主要在经济热点领域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要有经济领域的热点出现，职务犯罪的触角便伸向哪里，因为职务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经济规律影响。当前的经济热点领域主要为金融、财税、证券、房地产等部门，职务犯罪在这些领域的突出表现形式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金钱借助于权力，权力置换为金钱，在交易中，“官位”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权力的魔杖化为最大限额的财富和利益。此外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近期职务犯罪不可忽视的一面。
3、犯罪手段狡猾，犯罪形式复杂
一般来讲，职务犯罪主体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较高，其社会阅历丰富，着手犯罪前都是深思熟虑，作案手段颇为狡猾，加之办公自动化程度提高，犯罪难以发现。一些人钻体制漏洞、钻法律空子，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反侦查性；且犯罪形式复杂多样，以智力型代替体力型，高科技型代替原始型，跨地区、跨国境，使得罪与非罪难以区分，以至现行法律已无力框定一些新的犯罪形式。
4、犯罪数额巨大，大要案发案数逐年上升
近年来，职务犯罪的数额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飚升，90年代之前，涉案金额十几万元、几十万元即为罕见大案；90年代后涉案金额数百万、千万乃至亿元特大案则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大要案发案数逐年上升。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纷纷落马，沦为阶下囚。据统计，90年代以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数为该类案件总数的2.5‰；90年代后，至2000年，仅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数为1.8‰，典型代表当数王宝森、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
二、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1、政治体制的缺陷
当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制度尚不够健全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缓慢。党政一体、政经一体的弊病尤存，政治权力承担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协调职能；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真正的监督、制约；以权代法，长官意志、人治代替法治的传统模式根深蒂固。
2、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新旧经济观念、新旧经济体制、新旧法律法规交替中经济秩序运行混乱，经济体制不畅，使职务犯罪可浑水摸鱼，有机可趁。
3、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有其优秀的一面，但也不乏负面影响，诸如视官道为正途，一切知识和修养需到官场磨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好便可做官，做官便可发财等，便是儒学负面影响的最通俗表现。这种世俗化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国古代“无官不贪”的腐败官场文化，且这种习俗观念至今流传并产生影响。
4、职务载体内因的作用
在相同的客观环境和机制下，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而另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则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利用职权违法犯罪。这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而导致变化的内因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理想道德价值观的破灭。职务载体走上岗位时所遵循的崇尚的道德、理想、追求、信仰已完全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种种消极颓废的思想、人生观。二是传统封建特权思想与当代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碰撞组合，严重污染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他们奉行着“当权不为财，请我都不来”，“当官就是做老爷”，“老爷就得享受奢糜的生活，在追逐这一 目标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走上犯罪道路。
三、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要着手特殊预防，着眼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是惩罚既然的犯罪，一般预防是防止未然的犯罪。特殊预防是治标，一般预防是治本。针对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高发态势，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不可偏废。
着手特殊预防即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刑法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加大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有人认为：杀鸡儆猴，猴早已不怕了，明朝朱元璋严刑峻法而贪官却屡杀不绝。但笔者认为：其一，不受震慑的“顽猴”毕竟是极个别的少数。其二，在强调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等相关措施，对一些惩治力度明显不足的法律，应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处，明显偏轻，三十万元以上无论数额多大，最高刑就是有期徒刑五年，这使得很多犯罪分子有机可趁，大捞不义之财后拒不交待犯罪事实，本该苛以重型的却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以轻型。再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处罚也同样偏轻，而对构罪起点数额二十万又偏高，使国家财产、公共财产、人民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
着眼一般预防，即对未犯罪者采取综合防范措施，构筑社会防范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监督制约，完善民主法制。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私利，要彻底消除之，最根本也最可靠的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种监督制约是相互监督制约，横向、纵向交错的监督制约，监督制约之监督制约。否则，绝对的监督制约又会产生绝对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易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而监督制约不能是停留于书面，挂之于口头，流之于形式的做秀，必须动真碰硬。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民主建设是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石，只有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行使权力才能选出他们放心满意的国家管理者，才能使一些“腐变”的公仆被及时罢免；其次健全法制建设，法律一经制定，就要变成全体公民一起遵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可以以意代法，以权压法。
2、实施以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将依靠何种方式治理国家？东欧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清楚地告诉人们：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国的含义有三：一是政府要依法行政，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政府恪尽职守为人民服务；二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行政手段居于辅助地位，彻底消除人治现象。依法治国能从根本上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观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职务犯罪。
3、理顺经济秩序，堵塞体制漏洞
经济转型期是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亦是如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需要理顺经济秩序，堵塞体制漏洞，使经济发展纳入良性运行轨道，做到政治不干予经济，国有企业改制依法进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使市场竞争正当化、规范化、法律化。
4、明确职、责、绩、利，实行高薪“奖廉”
职：即职务、职权；责：即职责、责任；绩：即成绩，功绩；利：即利益、报酬。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多高的职务、多大的职权，就要履行其相应的职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即可按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获得合理的利益分配；对廉洁奉公，功绩卓著者实行高薪“奖廉”。这样，既可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透明度，便于接受群众监督，又可打破国家工作人员吃大锅饭的混乱现状，区分良莠，还可激励职务载体的工作责任心、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笔者认为：所谓高薪养廉的提法，其实质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
5、提高文化素养，倡导道德文明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文化素养的深度，道德文明的程度体现了该国家、民族整体的素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贫穷愚昧的国家其经济状况也是相当落后的。公民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参与国家的管理，实现对当权者的监督；职务载体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提高了可以促使其自觉自愿遵纪守法 ，履行职责，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人类文明才会发展。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时，也要拼弃其“世俗腐朽”的一面。江总书记所倡导的“以德治国”是达到人类社会的模式、最高境界的有效方法，真正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人性本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有犯罪的意图，人类也无一永恒的净土。一定时空的变化都会使“犯罪”这一孽种有其滋生的适宜温度和湿度，承担着查处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惩处职务犯罪的审判机关，并非生存于真空，也需相应制衡、制约、监督机制，防止权力的失控和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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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艾华
一、当前职务犯罪的主要特点
1、犯罪主体相对集中于“三机关一部门”
所谓“三机关一部门”，即党政领导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既是法律意义上的标准主体，又是现阶段国家工作人员中的核心成份，也是构成国家政权大厦的基础与中坚，他们行使着国家和人民赋予的重要权力。面临着的各种诱惑多，犯罪的机率也高于其他部门，从近年来笔者所在检察院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三机关一部门”的人员儿罪数占总数的67、%。
2、犯罪的重点主要在经济热点领域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要有经济领域的热点出现，职务犯罪的触角便伸向哪里，因为职务犯罪在某种程度上也受经济规律影响。当前的经济热点领域主要为金融、财税、证券、房地产等部门，职务犯罪在这些领域的突出表现形式为“官商勾结”、“权钱交易”。金钱借助于权力，权力置换为金钱，在交易中，“官位”的价值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权力的魔杖化为最大限额的财富和利益。此外企业改制中国有资产的流失也是近期职务犯罪不可忽视的一面。
3、犯罪手段狡猾，犯罪形式复杂
一般来讲，职务犯罪主体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较高，其社会阅历丰富，着手犯罪前都是深思熟虑，作案手段颇为狡猾，加之办公自动化程度提高，犯罪难以发现。一些人钻体制漏洞、钻法律空子，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欺骗性和反侦查性；且犯罪形式复杂多样，以智力型代替体力型，高科技型代替原始型，跨地区、跨国境，使得罪与非罪难以区分，以至现行法律已无力框定一些新的犯罪形式。
4、犯罪数额巨大，大要案发案数逐年上升
近年来，职务犯罪的数额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幅飚升，90年代之前，涉案金额十几万元、几十万元即为罕见大案；90年代后涉案金额数百万、千万乃至亿元特大案则屡见不鲜；与此同时，大要案发案数逐年上升。一批高级领导干部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纷纷落马，沦为阶下囚。据统计，90年代以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数为该类案件总数的2.5‰；90年代后，至2000年，仅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数为1.8‰，典型代表当数王宝森、陈希同、成克杰、胡长清等。
二、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1、政治体制的缺陷
当前，我国的民主、法制制度尚不够健全与完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履缓慢。党政一体、政经一体的弊病尤存，政治权力承担着社会方方面面的管理、协调职能；权力高度集中，缺乏真正的监督、制约；以权代法，长官意志、人治代替法治的传统模式根深蒂固。
2、经济秩序的混乱
在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新旧经济观念、新旧经济体制、新旧法律法规交替中经济秩序运行混乱，经济体制不畅，使职务犯罪可浑水摸鱼，有机可趁。
3、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有其优秀的一面，但也不乏负面影响，诸如视官道为正途，一切知识和修养需到官场磨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好便可做官，做官便可发财等，便是儒学负面影响的最通俗表现。这种世俗化的价值取向造成了中国古代“无官不贪”的腐败官场文化，且这种习俗观念至今流传并产生影响。
4、职务载体内因的作用
在相同的客观环境和机制下，有的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做到两袖清风、一尘不染，而另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则经受不住各种诱惑，利用职权违法犯罪。这说明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本。而导致变化的内因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理想道德价值观的破灭。职务载体走上岗位时所遵循的崇尚的道德、理想、追求、信仰已完全破灭，取而代之的是种种消极颓废的思想、人生观。二是传统封建特权思想与当代西方腐朽生活方式的碰撞组合，严重污染了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的灵魂，他们奉行着“当权不为财，请我都不来”，“当官就是做老爷”，“老爷就得享受奢糜的生活，在追逐这一 目标的过程中，一步一步走上犯罪道路。
三、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
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要着手特殊预防，着眼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是惩罚既然的犯罪，一般预防是防止未然的犯罪。特殊预防是治标，一般预防是治本。针对我国当前职务犯罪高发态势，必须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标本兼治的原则，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不可偏废。
着手特殊预防即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刑法条款及相关司法解释，加大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达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有人认为：杀鸡儆猴，猴早已不怕了，明朝朱元璋严刑峻法而贪官却屡杀不绝。但笔者认为：其一，不受震慑的“顽猴”毕竟是极个别的少数。其二，在强调加大打击力度的同时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等相关措施，对一些惩治力度明显不足的法律，应从立法上予以完善。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处，明显偏轻，三十万元以上无论数额多大，最高刑就是有期徒刑五年，这使得很多犯罪分子有机可趁，大捞不义之财后拒不交待犯罪事实，本该苛以重型的却只能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以轻型。再如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对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处罚也同样偏轻，而对构罪起点数额二十万又偏高，使国家财产、公共财产、人民利益得不到有力保护。
着眼一般预防，即对未犯罪者采取综合防范措施，构筑社会防范体系。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监督制约，完善民主法制。
职务犯罪的本质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以公权谋私利，要彻底消除之，最根本也最可靠的是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这种监督制约是相互监督制约，横向、纵向交错的监督制约，监督制约之监督制约。否则，绝对的监督制约又会产生绝对权力。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易滋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会产生绝对的腐败。而监督制约不能是停留于书面，挂之于口头，流之于形式的做秀，必须动真碰硬。首先，要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民主建设是一切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基石，只有人民群众真正当家做主、行使权力才能选出他们放心满意的国家管理者，才能使一些“腐变”的公仆被及时罢免；其次健全法制建设，法律一经制定，就要变成全体公民一起遵守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更不可以以意代法，以权压法。
2、实施以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
社会主义国家将依靠何种方式治理国家？东欧社会主义联盟的解体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教训清楚地告诉人们：以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法治国的含义有三：一是政府要依法行政，让人民监督政府，让政府恪尽职守为人民服务；二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主要依靠法律手段治理国家，行政手段居于辅助地位，彻底消除人治现象。依法治国能从根本上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和观念，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职务犯罪。
3、理顺经济秩序，堵塞体制漏洞
经济转型期是一个漫长的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亦是如此，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需要理顺经济秩序，堵塞体制漏洞，使经济发展纳入良性运行轨道，做到政治不干予经济，国有企业改制依法进行，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促使市场竞争正当化、规范化、法律化。
4、明确职、责、绩、利，实行高薪“奖廉”
职：即职务、职权；责：即职责、责任；绩：即成绩，功绩；利：即利益、报酬。这四者是相辅相成的。国家工作人员有多高的职务、多大的职权，就要履行其相应的职责，承担相应的责任；工作取得多少成绩，即可按此获得相应的报酬，获得合理的利益分配；对廉洁奉公，功绩卓著者实行高薪“奖廉”。这样，既可增强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透明度，便于接受群众监督，又可打破国家工作人员吃大锅饭的混乱现状，区分良莠，还可激励职务载体的工作责任心、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笔者认为：所谓高薪养廉的提法，其实质是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
5、提高文化素养，倡导道德文明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文化素养的深度，道德文明的程度体现了该国家、民族整体的素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贫穷愚昧的国家其经济状况也是相当落后的。公民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提高了，才能参与国家的管理，实现对当权者的监督；职务载体的文化素养、道德水准提高了可以促使其自觉自愿遵纪守法 ，履行职责，这样社会才会进步，人类文明才会发展。在继承发扬中华传统文化优秀的一面时，也要拼弃其“世俗腐朽”的一面。江总书记所倡导的“以德治国”是达到人类社会的模式、最高境界的有效方法，真正是高瞻远瞩，高屋建瓴。
人性本善。没有人一生下来就有犯罪的意图，人类也无一永恒的净土。一定时空的变化都会使“犯罪”这一孽种有其滋生的适宜温度和湿度，承担着查处职务犯罪的检察机关、惩处职务犯罪的审判机关，并非生存于真空，也需相应制衡、制约、监督机制，防止权力的失控和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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