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美国刑事辩护律师的18个秘密
这是法律界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之一。刑事辩护律师站在被指控犯有从轻微犯罪到大规模谋杀等各种罪行的当事人身边，无论罪行多么令人发指，他们都必须尽可能为当事人进行最有效的辩护。虽然他们的工作保障了一个人获得公平审判的宪法权利，但大部分普通老百姓却指责他们代表了犯罪份子，总是替坏人说话。
在他们看来，这不是重点。除了确保正义的天平是平衡的，刑事辩护律师在处理高风险的案件中也能找到满足感。“这是一个全有或全无的游戏，”美国纽约律师Lichtman说，他曾出庭为墨西哥大毒枭“矮子”华金·古兹曼辩护。“不是赢就是输。作为刑事案件被告人唯一的保护者和支持者是有压力、兴奋和责任的。”
为了更好地了解这项经常让人劳力伤神的工作，美国《心理在线》采访了三位知名的辩护律师。除了Lichtman，他们还采访了Chris Tritico——纪录片《Oxygen》中辩护律师的主角，还有Bryan Gates。
以下是他们分享的作为一个魔鬼代言人的生活。
1. 律师不会让他们的个人感情凌驾于正当程序之上。
有些被告显然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但他们仍然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所以律师不会让他们对犯罪的个人感受妨碍当事人的辩护。Tritico说:“我从来没有一天会为被指控犯罪的人站出来支持他的罪行。”“我不能为炸毁一栋大楼并杀死168人的行为辩护。但麦克维这个人必须得到保护，他的个人权利也必须得到保护。像我这样的人必须愿意站出来说，‘我会为你挺身而出。’你这样做是为了麦克维，也是为了所有人。”
2. 与客户建立联系是关键，不管他们犯了什么罪。
与那些被指控犯有可能导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罪行的人，很难找到共同点，但辩护律师说，通常有一种方法可以把他们的当事人当作人来对待——这样一来，案件会变得更好。Lichtman通过讨论家庭与被告人戈蒂成了朋友; Tritico觉得被告人麦克维很和蔼可亲。“我想让被告人蒂姆喜欢我，我也想喜欢他，”他说。“我想让他相信我的决定。这并不是每次都能发生，但绝大多数时候，我喜欢他们。”
3. 他们研究陪审员的背景。
调查一个潜在的陪审员，也就是所谓的陪审员资格审查，是一门艺术。辩方和控方都希望陪审团中有可以被说服的人，尽管情况通常对辩方不利。“陪审团已经准备好宣判有罪，因为一般来说没有人支持犯罪”Lichtman说。
当询问潜在的参与者时，Lichtman很快地说:“我在以每分钟一英里的速度说话，希望让潜在的问题陪审员有意或无意地暴露他们的自然偏见，这样我就可以把他们踢出小组。”对于那些我认为可以保持开放心态或者是反警察的陪审员，我根本不会质疑，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暴露出这些偏见，并在检察官使用强制性挑战(对陪审员的反对)时受到打击。”一旦上了法庭，Lichtman就会集中精力在12个陪审员里找到一个可以联系的人。“我查陪审员的背景”他说。“我在寻找任何我可以利用的背景信息，以便根据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来调整我的总结。”
4. 他们总是在观察陪审团的肢体语言。
密切关注陪审团意味着能够评估他们倾向于哪个方向。Lichtman说，肢体语言可以告诉他很多东西。他说:“你可以感觉到审判进行得如何。”对他的笑话大笑或微笑的陪审员是站在他一边的。离开他的陪审员就不是这样了。“你可以知道谁在跟踪你。他们会被你的观点感动。”
通过评估陪审员的反应，Lichtman可以对他的论点进行实时调整。他说:“当我询问证人或在总结过程中向陪审团提出请求时，如果我看到有人对我避而远之，我会记住那个陪审员，以及是什么让他或她对我避而远之，然后努力纠正或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人笑我，我知道有一个陪审员可能不会宣判我的当事人无罪，但他或她至少愿意接受，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在他们身上。”
5. 他们离客户这么近是有原因的。
宣读判决时律师站在当事人身边的画面通常被解读为团结一致的标志，但律师们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Tritico说在他职业生涯的早期，他有个客户被控严重抢劫。尽管Tritico建议他接受辩诉交易，他还是想在庭审中碰碰运气——结果输了。最终，他的刑期是40年。他说:“宣读判决时，我看着陪审团，感到有些感动。”他已经昏过去了。从那以后，我总是抓住我的客户的胳膊，以确保这种情况不再发生。”
有时候，需要帮助的是律师。根据Tritico的说法，听到一个人被判处死刑，就像他对McVeigh所做的那样，“可能是你一生中听到的最清醒的事情。”
6. 客户可能是他们自己最大的敌人。
有句谚语说，在没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永远不要和警察说话。这可能是被告得到的最好的建议，但许多人仍然拒绝接受这一信息。Gates说:“我想不出有谁曾通过口供辩解摆脱了指控。”
不过，这还不止于此。在开庭前被关在看守所里的被告人最终会给自己挖一个更大的坑。“他们会写信给某些人。至少北卡罗莱纳州的地方检察官可以拿到一份副本。这可能不是一个彻底的坦白，但有些事情最好还是不要曝光比较好。打电话也一样。“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律师不满意，一些客户甚至会给地方检察官或法官写投诉信，这可能会泄露出一些日后可能对他们律师不利的信息。“那只会毁掉一个案子” Gates说。
7. 他们会收到恐吓信。
代表像臭名昭著的黑手党人物约翰·戈蒂(John Gotti)的儿子约翰·戈蒂(John A. Gotti)这样的公众人物，经常会导致律师被牵连。Lichtman曾经收到过威胁恐吓的邮件，后来演变成恐吓的电子邮件和其他表达威胁的邮件。“我一走进法庭就被唾沫淹死了，”他说。“当我坐在被告辩护席上的时候，我被一个证人叫指着鼻子骂。”这些尖酸刻薄的言论都没有影响到Lichtman为他的当事人争取最好辩护的努力。“我从来没有为我做的事道歉过。为谋杀案嫌疑人辩护并不意味着我支持谋杀。”
8. 无辜的被告人可以让他们的工作更加努力。
无辜的当事人似乎更容易辩护。但根据Gates的说法，强烈相信当事人被错误指控会给辩方带来额外的压力。他说:“这让人很有压力，因为你真的很理解那个人。”虽然没有律师希望看到任何当事人被判有罪，但知道当事人可能会因为他们没有做过的事情而受到惩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这里(北卡罗来纳州)有一名律师，他为一个他认为被冤枉的人申诉了15年，最终能够证明这个人是无辜的。但这是不寻常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律师怀疑他们的当事人是无辜的，不得不看着陪审团给他们定罪。
9. 有时他们会给客户化妆。
如果被告人偏爱破洞牛仔裤和重金属T恤，律师通常会建议他们花点时间购物买衣服。“这不是为了制造假象，”Tritico说。“但如果有人留了一头胭脂鱼发型进来，我就带他去理发。他们要买一条长裤和一件有纽扣的衬衫。你需要对司法体制表示尊重。”
10. 他们喜欢这种刺激——但庭审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快。
如果你问一个刑事辩护律师，为什么他们会选择这个法律细分专业，最常见的答案是，没有什么比高风险的案件更能让他们热血沸腾了。Gates说:“案件进展更快，而且比民事案件更有趣。”“没有什么比关于统一商法典第2条的冗长讨论更糟糕的了。我们更喜欢谈论银行抢劫，这更有趣。”
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审判能以真实的犯罪纪录片或流行小说呈现的速度进行。“法庭审判一点意思都没有” Gates说。“庭审既很费时间，也很无聊。那些律政电视剧他们的摄像头会对着法庭上一整天吗？就像盯着油漆慢慢变干。”“虽然许多庭审在三到五天内就结束了，但有些需要几周甚至几个月。2013年，陪审团花了7周时间对臭名昭著的波士顿黑帮分子詹姆斯·“怀特”·巴尔杰(James“Whitey”Bulger)进行审判，又花了5天时间审议判决结果。(他被控31项罪名，包括敲诈勒索和参与谋杀。)
11. 他们不会像你想的那样经常站起来。
还有些受欢迎的电视剧表演出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走来走去、做手势、拍桌子，试图在陪审团面前展示一些昂首阔步的样子。虽然各州对律师在法庭上哗众取宠的规定各不相同，但Gates说，至少在北卡罗来纳州，他不会花很多时间站着。他说:“我们必须坐在律师桌子后面询问所有证人。”“我们不能在法庭里走来走去，也不能在栏杆上敲打。大多数法官不会让你在陪审团面前跳来跳去。”
12. 他们热衷于无法胜诉的案子。
有时，检察官们如此坚决地要把被告人告上法庭——特别是在联邦审判中，政府的大量资源会使案件变得令人窒息——以至于辩护律师看不到明显的胜诉途径。对Lichtman来说，这就是吸引力的一部分。虽然古兹曼还没有接受审判，但李Lichtman在2005年成功地为戈蒂辩护了一长串敲诈勒索的指控。“当我接手‘矮子’的案子时，一位非常受尊敬律师给我打电话说，‘你疯了，你不需要这个案子’”他说。“如果这个案子我都不接，那我能接什么案子呢?”我们怎么会不想接有挑战性的案子呢？难度越大，需要准备的工作就越多。“你做得越多，就越了解事实，法庭上胜诉机会也就越大。”
13. 他们认为保释制度已经崩溃。
犯罪当然会入狱。但是在被证明有罪之前，你可能是清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在街上自由行走。Gates认为，用于释放被监禁的罪犯的保释制度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公平的，其目的是辩诉交易时对检方有利。“当有人失业时，他们会条件反射地要求25万美元的保释金，”他说。“没有人能把拿出来这么钱。例如，在布朗克斯，陪审团审判的平均等待时间是827天。一个人被强迫住在牢房里的时间越长，检察官就越容易达成协议，也就避免了陪审团审判时掷骰子的结果。
14. 公设辩护人的名声不好。
虽然一个知名的律师可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辩护来换取天价的律师费，但将公共辩护律师指派给贫困客户的刻板印象是不称职的，这是不应该的。Tritico说:“大多是电视节目给他们留下了过度劳累、准备不足的坏名声。”“但在我去过的任何一个公设辩护律师的办公室，他们都做得很好，很扎实。我被聘用后，很少能看到员工不像我一样努力工作。”
15. 真实犯罪题材的电视热潮正在改变他们的做法。
每周似乎都有新的纪录片，从制作谋杀犯到制作楼梯。对于律师来说，他们必须把这些节目“教给”观众的关于刑事司法系统的知识考虑进去，即使这些知识并不十分准确。“电视上真实的犯罪节目让每个外行都成为了他们心目中的专家，”Lichtman说。“所以陪审团不太可能相信专家证人、警官证人、检察官和辩护律师，因为他们知道得更多。”
Lichtman并没有与之抗争，而是全身心投入其中。“对我来说，我不介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因为我在辩护理论中加入了陪审团天生的怀疑论。我利用那些看起来不可能相信的事实，即使那些事实是真的，并恳求陪审团运用他们从一生的经验中获得的常识，包括看电视。”
16. 公众舆论可以影响案件策略。
刑事案件常常会成为地方或全国的头条新闻，让未来的陪审员了解涉及的人物和细节。一个好的律师在准备辩护时总是会注意到公众舆论的走向。“公众舆论对我处理案件的方式有巨大的影响，” Lichtman说。“毕竟，陪审团只是审判过程中公众舆论的一小部分，在我短暂的庭审期间，我需要说服他们或劝阻他们。所以事先知道我要对付的是什么很重要。在我需要赞成或反对的试验中，我所关注的领域或先入为主的观念是什么?”
Lichtman认为，不这样做是一个严重的疏忽:“一个律师如果在审判开始前不进行尽职调查，不了解公众对他的当事人的看法，或者他的当事人有什么行为，那这个律师就是一个懒惰的傻瓜。”
17. 他们没有义务披露当事人是否认罪。
如果被告决定利用律师的办公室作为自白室，他们的律师没有义务转过身来把信息传递给执法部门。“如果一个客户向我透露他的罪行，我有义务做一件事，而且只做一件事，” Lichtman说。“那就是——不能让他因此站在被告席上。”
不管怎样，被告人通常不会自证其罪，但这种对律师的自白必须确保他们不属于自证其罪。“除了反驳控方的证据，辩护律师没有义务做任何事情。在庭审中寻找真相的人不一定包括辩护律师我。”
18. 客户有时在犯罪前需要建议。
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律师都不允许向任何人提供最好的犯罪方法，但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向律师询问。Lichtman说:“即使是今天，我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这样做，可以吗?’” Lichtman会告诉他们什么是合法的，“直到可能犯罪底线”，然后就不说了。“所有的建议都是合法且光明正大的。我就当我和客户的每一次谈话都好像有人在监听。”
作者：刘平律师，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专注刑事辩护、刑事合规。曾经荣获司法部：2017年度中国律师行业最受关注十大人物”；中国法学会：2017年度刑事辩护杰出成就奖；中国法学会：2017年度十大无罪辩护经典案例等。承办过大量社会影响重大的刑事案件比如缪新华故意杀⼈碎⼫冤案、汕尾⻩萍涉黑案、深圳市光明滑坡案、重庆市副厅级领导职务犯罪案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