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刑事业务的老兵，本不该问这种“众所周知”、“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在看守所会见被告人的时候，经常听到被告人说：前几天办案民警（不是看守所民警）提审我的时候，把手机借给我，让我打电话给我父母（或妻儿）。这就让我产生了疑问：被羁押的被告人，除了写信这种不太快捷的通信方式，到底能不能给家人（近亲属）打电话？一、看守所被告人通信制度的演变１９８3年以前，看守所、监狱均隶属于公安机关，看守所的管理制度也是参照监狱的模式。如当时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试行）第71条规定：不准犯人与外界通电话。1983年，中央将劳改、劳教工作移交给司法行政部门管理，监狱正式脱离公安机关（秦城监狱是例外，至今仍隶属公安部）。虽然分家，但是看守所仍然沿袭了监狱的习俗，不准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外界通电话。１９９０年国务院颁布《看守所条例》，将羁押在看守所里的人分为人犯（等同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决犯（罪犯）。虽然在称谓上欠妥，但是在人权保障上有很大进步，如《看守所条例》第28条规定：人犯在羁押期间，经办案机关同意，并经公安机关批准，可以与近亲属通信、会见。1991年《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第35条：会见人犯，每月不许超过一次，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每次会见的近亲属不得超过三人。既然被告人可以会见近亲属，举重以明轻，被告人当然可以与近亲属通电话。随着人权意识的不断增强，2013年《看守所留所执行刑罚罪犯管理办法》第48条规定：经看守所领导批准，罪犯可以用指定的固定电话与其亲友、监护人通话；外国籍罪犯还可以与其所属国驻华使（领）馆通话。通话费用由罪犯本人承担。看守所留所服刑的罪犯，是已经被依法证明实施了犯罪行为、被定罪处罚的人，他们都可以打电话，那么尚处于犯罪嫌疑的未决犯，理所当然享有给近亲属打电话的权利。二、看守所监管工作的法律属性有人会说，看守所是刑事侦查办案的前沿阵地，有权剥夺被告人打电话的权利。《宪法》第4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首先，看守所羁押、监管工作是否属于追查刑事犯罪呢？虽然看守所也有一定的刑事侦查职责（狱侦），但是依据《看守所条例》，其主要任务是依据国家法律对被羁押的人犯实行武装警戒看守，保障安全；对人犯进行教育；管理人犯的生活和卫生；保障侦查、起诉和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故看守所羁押、监管工作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公安机关追查刑事犯罪，无权剥夺被告人的通信自由。其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被同仓人致残而引起的国家赔偿如何处理问题的答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在被羁押期间，被同仓人致残所引起的国家赔偿，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行政赔偿程序处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看守所羁押被告人的行为，在法律属性上属于行政执法，而不是刑事侦查。看守所不得以刑事诉讼、有碍监管为由剥夺被告人的打电话的权利。各省公安厅、局内部制定“禁止被告人在看守所内使用电话”的文件、通知、土政策，亦不得作为看守所剥夺被告人打电话的执法依据。 三、被告人给近亲属打电话“利大于弊”回到文章的开头，侦查人员在审讯时，让被告人打电话回家报个平安，我们不排除是人性化办案的体现，但主要是一种“攻心”政策，侦查人员以此“突破”被告人心理防线，“拿下”被告人的口供。若看守所能切实、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打电话的权利，而不是异化成侦查人员的一种“施舍”，如此才是依法保障人权的应有之义。另外从看守所安全监管的角度看，长期羁押、无法与近亲属取得及时联系，并不利于稳定被告人的心态，更容易使被告人产生情绪波动，发生自杀、自残、斗殴等监管事故。最后，从充分保障被告人辩护权的角度看，若被告人可以与近亲属通电话，近亲属可及时将被告人要求会见律师的意见反馈给辩护人，若被告人可以及时与辩护人取得联系，也许错案率会大幅下降。四,被告人如何打电话笔者咨询了几个看守所专业人士，他们亦坦言禁止被告人打电话仅仅是单位内部规定。如果被告人坚持要打电话，可以打，但是看守所不提供通讯设备。这好比‘’吃饭是你的权利，但是我们不提供碗筷一样‘’。看守所既是羁押执法机构，也是服务机构，不能一味强调专政，而忽视人权保障。对于宪法赋予的基本人权，都应当不折不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