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赂犯罪以其隐蔽性和犯罪的“两合性”给这种犯罪的遏制带来一定困难，亲属间的共同受贿犯罪给侦查机关收集犯罪证据，分化瓦解犯罪更增了一层阻力。
怎样揭露这种犯罪的规律，对共同受贿犯罪在证据的甄别、犯罪主观故意的认定上是否具有同其他犯罪更特殊的手段和办法，不仅是司法实践中日渐引起注意的问题，也是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的问题。李伟迪先生以其深厚的法学、证据学、亲缘学、心理学的知识，对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特点和规律、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证据认定上提出了独到见解。
日前，李伟迪先生撰写的，由陈光中先生和朱勇先生作序的《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的理论与实务》一书已正式出版。该著立意新颖，内容全面，观点和论证具有独到之处，读来让人耳目一新。概括地说，论著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亲缘关系角度研究受贿犯罪。
亲缘关系的自然性、普遍性、稳定性、功能性、利益性，决定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关系之一，既不能把一切法律关系亲缘化，也不能在法律关系中把亲缘关系虚无化。作者运用“亲缘法学”理论，论证了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受贿犯罪有其特殊规律性。
第二，揭示了受贿犯罪的新趋势。
通过分析大量的司法资料，作者指出，我国现阶段受贿犯罪，90％是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共同实施的，并且这种犯罪呈上升趋势，是受贿犯罪的主要形式，也是反贪工作打击的重点。
第三，剖析了检察机关在侦查实务中的困难。
作者提出，近年受贿大案的侦破，基本依赖攻心战术；如果遇到“强硬”的对手坚决不承认自己受贿故意，检察机关只能退而求其次，以其他渎职罪名起诉，或者只好撤销案件。
第四，提出了化解受贿困境的推定规则。作者借鉴中国古代的受贿推定和世界上的相关立法，提出以下主张：检察机关根据请托人的证言，国家工作人员亲属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以及谋取利益的行为与收受财物的行为的因果关系的初步证明，推定国家工作人员与亲属有共同受贿故意；犯罪嫌疑人如果要推翻推定，必须承担共同受贿故意不存在的举证责任。
第五，对推定的效力标准和共同犯罪理论也有重大创新。
作者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主张把推翻推定的标准修改为明显优势标准，即反驳证据只要使推定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庭就应认定反驳有效。有罪的公诉意见必须排除合理怀疑，必须贯彻疑罪从无原则。这样既让被告人承担了一定的举证责任，化解检察机关的难题，也平衡了控辩双方的败诉风险，防止因被告人承担过重的举证责任而出现错案。
同时对此类共同犯罪关系的持久性、共同犯罪故意认定的模糊性、分赃认定的特殊性、取得受贿证据的艰巨性的论证，拓展了受贿犯罪研究和反贪侦查的视野。
法制日报
向泽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