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我国的庭审方式已从以往的纠问式改为现在的控辩式，法官不再处于审问者的角色，庭审活动主要是在法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通过举证、质证、互相辩论进行，法官则充当仲裁者的角色，负责判断、辨别控辩双方宣读出示的证据材料、阐述的法律观点，并作出居中裁判。控辩式庭审方式，即发挥了控辩双方的抗辩积极性，又突出了法官的主导作用，同时也对在裁判文书中如何体现控辩审三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审判工作的透明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实施之前的裁判文书基本上不采用控辩结构，即在举证诉讼主体之后，直接书写法院认定的事实、判决的理由及结果，不表述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并且认定的事实又不作证据分析，有判决依据暗箱操作的流弊。1993年之后，裁判文书采用了控辩结构，增加了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在对事实作出认定后表述了法院认定的证据，同时，针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作出评判。应该说，这种表述方式符合控辩式庭审方式的要求，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目前的裁判文书所反映的形式、内容，并没有跟上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不能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貌，其缺陷主要体现在：
1、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意见不详。目前的裁判文书虽具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辩解和辩护人辩护意见这些部分，但只阐述要点，过于简单，同时也缺乏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对抗的针对性，弱化了裁判文书的控辩结构。实际上，庭审活动主要依靠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来进行，控辩双方的观点是法院查明犯罪事实、定罪量刑的基础。在分歧较大的案件中，其争论达到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激烈程度，但目前的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完整的体现。
2、没有体现举证、质证、认证的完整内容。控辩式庭审方式的核心环节是强化举证、质证、认证，裁判文书应最大限度地反映这三个环节密切配合的庭审活动。目前的裁判文书没有体现这方面的要求，虽表述了证据，但表述的证据实际上是法院认定的结果，而且裁判文书不表述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内容，大大削弱了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抗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讲，不表述控辩双方的证据及阐述的待证事实，而只表述法院认证的结果，实际上仍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遗风，法院包揽了一切，又回归暗箱操作的老路，因此控辩双方无从得知法院认证的理由，宣读出示的证据为何被采纳，为何不被采纳。同时，不表述举证、质证、认证的完整过程，有违于审判公正原则。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处理公正，也要求程序做到公正，而举证、质证、认证是庭审程序的重要阶段，也是衡量程序是否合法、公正的重要标准，这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
3、判决理由不详。判决理由是判决结果的依据，是将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主要是针对控辩双方的观点采纳与否及理由进行阐述。法理分析是其主要内容，一篇好的裁判文书应是立论明确，论证严密的论文。但目前裁判文书中的判决理由过于笼统，程式化严重。表现在：第一，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表述过于形式化，往往只引用法条的内容，缺乏运用事实并结合犯罪构成理论的充分阐述。例如对控方指控罪名予以变更的情况下，不作具体的法律分析，这就缺乏说明力。第二，对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是否成立表述过于笼统，尤其辩方的观点，往往是“被告人的辩解，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之类的话，至于为何不符，就没有展开阐述，并不能以理服人，也不利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综上所述，目前的裁判文书并没有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后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弱化了裁判文书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为适应要求，裁判文书应向具体化、详尽化发展，充分体现控辩审三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增强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那么，应如何在裁判文书中体现这一原则？可行之处就是强化裁判文书的控辩结构。
㈠通过表述控辩审三方举证、质证、认证，从而阐述三方的观点，进而引申出案件的事实刑事案件审理的基础是起诉书的指控，庭审活动主要围绕着起诉书的指控进行。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控方向法庭宣读出示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辩方进行对质核实，甚至出示反驳之证，从而确认或否认其证明力，法院则对宣读出示的证据进行辨别，并对其证明力作出裁判。可以说，证据是案件事实的切入点。这种控辩双方对证据证明力的对抗活动，以及法院的认证活动，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既增强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也有利于树立法院公正裁判的形象。
如何科学地把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出来？一般来说，可采取对起诉书的每一项指控集中举证、质证、认证的方法。首先，阐明起诉书的某一指控事实，然后列举控方当庭宣读出示的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列举时，应表述控方说明的待证事实。对于物证、书证，还应说明证据的来源。其次，阐述辩方的辩解及双方质证的内容。如辩方对控方的证据表示异议的，还应表述其异议的理由，以及控方进一步的阐述。如辩方出示了反驳之证，则同样予以列举，并说明待证的事实，进而表述质证内容。最后，表述法院对当庭出示的证据经过听辩后的审查内容，即法院针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进行分析比较后，作出对证据采纳与否的意见及理由，再用认定的证据阐述出法院认定的事实。这样的表述方式，将举证、质证、认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真实地反映了庭审活动的全貌，又增强了法院认证的说服力。
在具体表述证据时是否要将庭审中宣读出示的证据全部列举？一般说，这并不须要，只须在裁判文书中列举主要证据即可。因为这涉及证据效力的关联性原则，即宣读要求出示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联系。在实践中，控辩双方往往会将一些与案件事实本身并无联系的证据提交法庭，以求证据的数量，不求证据的质量，对于这类证据就不应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如果表述，则会造成裁判文书不必要的冗长，且无法突出案件事实的重点。另外，对于次要证据的表述一般从简。因为次要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仅起到次要的、辅助的作用，它依附于主要证据而存在。
法院依职权收集、调取的证据在何时表述？这类证据在裁判文书中，可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表述之后表述，因为这类证据往往针对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表述时并注明取证的理由，或辩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或认为审理案件确有必要，等等。这类证据同样须经举证、质证、认证阶段，其内容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表述。
㈡通过对控辩双方适用法律观点的逐一评判，充分阐述法院裁判的理由
如果说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的对抗，主要体现为证据证明力的言词对抗，那么，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对抗，则表现为适用法律观点的言词对抗。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构成何罪，被告人是否有法定或酌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量刑情节，等等，这些都是双方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对抗之处，法院则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作出居中裁判。上述活动，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为改变目前裁判文书说理不够充分的弊病，可以借鉴证据表述方式的控辩结构。首先阐述控方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观点，其次阐述辩方的观点。最后法院针对案件事实，运用法律规定，对控辩双方的观点作出逐一的、具体的、详尽的评判。要防止丢开控辩双方的观点，只阐述法院的意见，造成控辩双方观点与法院意见互不挂钩的现象。评判时要具有针对性，对为何采纳或不予采纳某方观点作出详细、充分的分析意见。
控辩审三方适用法律观点在何时表述？可结合三方的举证、质证、认证活动，进行分块式阐述。对某一项指控，控方就事实部分举证后，即阐述其适用法律观点，嗣后经辩方事实部分的质证，阐述其对控方适用法律观点的不同或相同意见，最后由法院对某一项指控作出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的评判。这样的表述方式，显现了控辩双方对案件认定对抗的多元化，更容易突出案件的焦点问题，也有利于法院作出综合评判。如果案件疑难复杂，如涉及多项指控，法院还可在对每一项指控作出评判之后，再作出“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之类的总结性评判。这其实是一段承前启后的文字，既对前述的评判进行总结，加深印象，又突出了法院的主导地位，同时为后面的裁判结果提供依据。
丽水市莲都区法院
厉子勇
《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实施之前的裁判文书基本上不采用控辩结构，即在举证诉讼主体之后，直接书写法院认定的事实、判决的理由及结果，不表述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并且认定的事实又不作证据分析，有判决依据暗箱操作的流弊。1993年之后，裁判文书采用了控辩结构，增加了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在对事实作出认定后表述了法院认定的证据，同时，针对控辩双方的主张作出评判。应该说，这种表述方式符合控辩式庭审方式的要求，但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进行，目前的裁判文书所反映的形式、内容，并没有跟上审判方式改革的步伐，不能反映庭审活动的全貌，其缺陷主要体现在：
1、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意见不详。目前的裁判文书虽具有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辩解和辩护人辩护意见这些部分，但只阐述要点，过于简单，同时也缺乏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证据、适用法律等问题对抗的针对性，弱化了裁判文书的控辩结构。实际上，庭审活动主要依靠公诉机关的指控、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来进行，控辩双方的观点是法院查明犯罪事实、定罪量刑的基础。在分歧较大的案件中，其争论达到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激烈程度，但目前的裁判文书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完整的体现。
2、没有体现举证、质证、认证的完整内容。控辩式庭审方式的核心环节是强化举证、质证、认证，裁判文书应最大限度地反映这三个环节密切配合的庭审活动。目前的裁判文书没有体现这方面的要求，虽表述了证据，但表述的证据实际上是法院认定的结果，而且裁判文书不表述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内容，大大削弱了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对抗的效果。从另一方面讲，不表述控辩双方的证据及阐述的待证事实，而只表述法院认证的结果，实际上仍是纠问式审判方式的遗风，法院包揽了一切，又回归暗箱操作的老路，因此控辩双方无从得知法院认证的理由，宣读出示的证据为何被采纳，为何不被采纳。同时，不表述举证、质证、认证的完整过程，有违于审判公正原则。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处理公正，也要求程序做到公正，而举证、质证、认证是庭审程序的重要阶段，也是衡量程序是否合法、公正的重要标准，这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
3、判决理由不详。判决理由是判决结果的依据，是将案件事实与判决结果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主要是针对控辩双方的观点采纳与否及理由进行阐述。法理分析是其主要内容，一篇好的裁判文书应是立论明确，论证严密的论文。但目前裁判文书中的判决理由过于笼统，程式化严重。表现在：第一，对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何罪，表述过于形式化，往往只引用法条的内容，缺乏运用事实并结合犯罪构成理论的充分阐述。例如对控方指控罪名予以变更的情况下，不作具体的法律分析，这就缺乏说明力。第二，对控辩双方的指控、辩解是否成立表述过于笼统，尤其辩方的观点，往往是“被告人的辩解，与事实及法律不符，本院不予采信”之类的话，至于为何不符，就没有展开阐述，并不能以理服人，也不利于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综上所述，目前的裁判文书并没有适应审判方式改革后控辩式的庭审模式，弱化了裁判文书的科学性和说服力。为适应要求，裁判文书应向具体化、详尽化发展，充分体现控辩审三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增强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那么，应如何在裁判文书中体现这一原则？可行之处就是强化裁判文书的控辩结构。
㈠通过表述控辩审三方举证、质证、认证，从而阐述三方的观点，进而引申出案件的事实刑事案件审理的基础是起诉书的指控，庭审活动主要围绕着起诉书的指控进行。为了达到预期目的，控方向法庭宣读出示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证据，辩方进行对质核实，甚至出示反驳之证，从而确认或否认其证明力，法院则对宣读出示的证据进行辨别，并对其证明力作出裁判。可以说，证据是案件事实的切入点。这种控辩双方对证据证明力的对抗活动，以及法院的认证活动，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既增强了法院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也有利于树立法院公正裁判的形象。
如何科学地把举证、质证、认证内容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出来？一般来说，可采取对起诉书的每一项指控集中举证、质证、认证的方法。首先，阐明起诉书的某一指控事实，然后列举控方当庭宣读出示的证人证言、物证、书证等证据。列举时，应表述控方说明的待证事实。对于物证、书证，还应说明证据的来源。其次，阐述辩方的辩解及双方质证的内容。如辩方对控方的证据表示异议的，还应表述其异议的理由，以及控方进一步的阐述。如辩方出示了反驳之证，则同样予以列举，并说明待证的事实，进而表述质证内容。最后，表述法院对当庭出示的证据经过听辩后的审查内容，即法院针对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进行分析比较后，作出对证据采纳与否的意见及理由，再用认定的证据阐述出法院认定的事实。这样的表述方式，将举证、质证、认证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真实地反映了庭审活动的全貌，又增强了法院认证的说服力。
在具体表述证据时是否要将庭审中宣读出示的证据全部列举？一般说，这并不须要，只须在裁判文书中列举主要证据即可。因为这涉及证据效力的关联性原则，即宣读要求出示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具有联系。在实践中，控辩双方往往会将一些与案件事实本身并无联系的证据提交法庭，以求证据的数量，不求证据的质量，对于这类证据就不应在裁判文书中表述。如果表述，则会造成裁判文书不必要的冗长，且无法突出案件事实的重点。另外，对于次要证据的表述一般从简。因为次要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仅起到次要的、辅助的作用，它依附于主要证据而存在。
法院依职权收集、调取的证据在何时表述？这类证据在裁判文书中，可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表述之后表述，因为这类证据往往针对控辩双方争执的焦点问题。表述时并注明取证的理由，或辩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或认为审理案件确有必要，等等。这类证据同样须经举证、质证、认证阶段，其内容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表述。
㈡通过对控辩双方适用法律观点的逐一评判，充分阐述法院裁判的理由
如果说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的对抗，主要体现为证据证明力的言词对抗，那么，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对抗，则表现为适用法律观点的言词对抗。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构成何罪，被告人是否有法定或酌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量刑情节，等等，这些都是双方在适用法律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对抗之处，法院则在听取双方的意见后，作出居中裁判。上述活动，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得到体现。为改变目前裁判文书说理不够充分的弊病，可以借鉴证据表述方式的控辩结构。首先阐述控方对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观点，其次阐述辩方的观点。最后法院针对案件事实，运用法律规定，对控辩双方的观点作出逐一的、具体的、详尽的评判。要防止丢开控辩双方的观点，只阐述法院的意见，造成控辩双方观点与法院意见互不挂钩的现象。评判时要具有针对性，对为何采纳或不予采纳某方观点作出详细、充分的分析意见。
控辩审三方适用法律观点在何时表述？可结合三方的举证、质证、认证活动，进行分块式阐述。对某一项指控，控方就事实部分举证后，即阐述其适用法律观点，嗣后经辩方事实部分的质证，阐述其对控方适用法律观点的不同或相同意见，最后由法院对某一项指控作出事实及适用法律问题的评判。这样的表述方式，显现了控辩双方对案件认定对抗的多元化，更容易突出案件的焦点问题，也有利于法院作出综合评判。如果案件疑难复杂，如涉及多项指控，法院还可在对每一项指控作出评判之后，再作出“综上所述，本院认为”之类的总结性评判。这其实是一段承前启后的文字，既对前述的评判进行总结，加深印象，又突出了法院的主导地位，同时为后面的裁判结果提供依据。
丽水市莲都区法院
厉子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