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国当前法律的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失而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要解决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必须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程序。
审判实践中，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弊端，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加了诉讼成本。笔者认为，应当把请求精神损失赔偿加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精神损失指因对公民人格权的侵犯而在公民精神上产生的损害后果。这种后果包括尊严、威信的下降，或基于一定心理作用造成的精神痛苦和不安。精神损失是无形损失，相对物质损失来说，它可能更让受害人刻骨铭心，甚至带来终生影响。所以，精神损失赔偿与物质损失赔偿对被害人是同等重要的。
精神损失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三重功能。它的补偿功能是通过加害人的赔偿，补偿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它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加重对致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它的抚慰功能是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是它可以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一定的满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钱赔偿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害，改变其心理、生理以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恢复其身心健康的方法。
被告人因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但他们的性质截然不同，被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避免“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待损害赔偿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其定罪量刑，因此，允许被害人对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促使被告人以更积极的姿态赔偿，被害人也更容易弥合心灵的创伤。而当前，为解决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必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为地把损害赔偿责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做法使法院对同一案件需要设立不同性质的两个合议庭，进行两次对同一事实的调查，作出两个判决。同时，使当事人进行两次不同性质的诉讼，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甚至对受害人造成新的创伤。因此，应建立全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请求精神损失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对避免被害人与罪犯“私了”有着积极意义。实践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被害人为了取得物质赔偿，不告发被告人而与之“私了”。如在强奸案中，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被害人的名誉等精神损失，则要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于是，被害人出于经济利益，往往向被告人索取金钱赔偿了事。如果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则既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又给被害人一定的物质赔偿，被害人更容易获得心理平衡和安慰，而放弃私下与被告人作交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私了”事件的发生。
刑事惩罚绝不能替代精神赔偿，公权不能替代私权。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既侵害了公法的秩序，又侵害了私法上的权利。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维护的是公法秩序，对行为人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受到侵害的私权利的救济。这两个方面的救济都是必要的。而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包括请求精神损失赔偿，违反了法学原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精神损失赔偿也是可行的。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可见，法律对由国家行为造成的人身自由权侵害、生命权侵害和扶养请求权侵害，有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这虽然是国家赔偿标准，但笔者认为，对侵害人身自由权、生命权的刑事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完全可以借鉴此法中对公民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
北京法院网
雷俊平 李汝银
审判实践中，这种规定有一定的弊端，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增加了诉讼成本。笔者认为，应当把请求精神损失赔偿加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精神损失指因对公民人格权的侵犯而在公民精神上产生的损害后果。这种后果包括尊严、威信的下降，或基于一定心理作用造成的精神痛苦和不安。精神损失是无形损失，相对物质损失来说，它可能更让受害人刻骨铭心，甚至带来终生影响。所以，精神损失赔偿与物质损失赔偿对被害人是同等重要的。
精神损失赔偿兼具补偿、抚慰和惩罚三重功能。它的补偿功能是通过加害人的赔偿，补偿受害人精神上的损害。它的惩罚功能是法律通过责令加害人支付金钱，加重对致害人的处罚，以达到防止侵权行为，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它的抚慰功能是金钱作为价值和权利的一般尺度，可以成为满足受害人人身及精神需要的物质手段。尽管它无法弥补受害人的精神利益，但是它可以使受害人在其他方面得到一定的满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金钱赔偿是民法唯一可以采用的平复受害人精神创伤，慰藉其感情损害，改变其心理、生理以及精神利益损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恢复其身心健康的方法。
被告人因犯罪造成被害人精神损害，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但他们的性质截然不同，被告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承担责任。避免“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不正常现象。由于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对待损害赔偿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对其定罪量刑，因此，允许被害人对精神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促使被告人以更积极的姿态赔偿，被害人也更容易弥合心灵的创伤。而当前，为解决精神损失赔偿问题，必须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为地把损害赔偿责任分为了两种，一种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可以提出的财产损失和人身损害的赔偿；一种是不可以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这种做法使法院对同一案件需要设立不同性质的两个合议庭，进行两次对同一事实的调查，作出两个判决。同时，使当事人进行两次不同性质的诉讼，增加了他们的负担，甚至对受害人造成新的创伤。因此，应建立全面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将请求精神损失赔偿列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对避免被害人与罪犯“私了”有着积极意义。实践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被害人为了取得物质赔偿，不告发被告人而与之“私了”。如在强奸案中，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对被害人的名誉等精神损失，则要其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于是，被害人出于经济利益，往往向被告人索取金钱赔偿了事。如果能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被害人的精神损失，则既追究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又给被害人一定的物质赔偿，被害人更容易获得心理平衡和安慰，而放弃私下与被告人作交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私了”事件的发生。
刑事惩罚绝不能替代精神赔偿，公权不能替代私权。对于犯罪行为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害的，在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追究其民事赔偿责任，从理论上说，就是不同法律部门的法规竞合。行为人实施一个行为，既侵害了公法的秩序，又侵害了私法上的权利。对行为人处以刑罚，维护的是公法秩序，对行为人责令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是对受到侵害的私权利的救济。这两个方面的救济都是必要的。而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包括请求精神损失赔偿，违反了法学原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允许精神损失赔偿也是可行的。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可见，法律对由国家行为造成的人身自由权侵害、生命权侵害和扶养请求权侵害，有具体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定。这虽然是国家赔偿标准，但笔者认为，对侵害人身自由权、生命权的刑事犯罪的精神损害赔偿，完全可以借鉴此法中对公民精神权利的立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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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俊平 李汝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