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报分别在2002年6月10日和7月29日发表了两篇文章，就被告人是否有权对准许公诉机关撤回起诉的刑事裁定提出上诉，进行争鸣。两文观点相异，见仁见智，颇富启迪。笔者拟以此问题为契机，结合自己在审判实践中的体会，对公诉机关的撤诉作一探讨。一、公诉机关撤诉的背景情况
审判实践中，公诉机关撤诉情况并不常见，只发生于极少数复杂、疑难案件中。因为公诉机关的起诉是在经过缜密细致的审查，严谨科学的判断后作出的，非有特殊事由，不会轻易启动撤诉程序。公诉机关撤诉只有在案件事实和证据发生重要变动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因为一经启动，就涉及到案件事实是否存在，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被告人是否有罪等重大问题，公诉机关也将面临是否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考验。所以，公诉机关撤诉在多数情况下并非自觉，而常常是被动的。
在实践中，检、法两家由于同属国家机关性质，基于打击犯罪共同理念，倾向于站在同一立场考虑问题。在撤诉的处理上，双方一般采取合作的方式，即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事实、证据有重大缺陷，可能宣告无罪，会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和看法，指明其可能面对的不利局面，检察机关通常会和法院交换意见，然后决定是否撤诉。这样，撤诉往往是两家协商、讨论的产物，而且法院事实上扮演了启动撤诉的角色。应当看到，这种做法混淆了控、审职责分工，有违法院的中立性原则，是不可取的。二、公诉机关撤诉的理由及审查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公诉机关撤诉的理由进行审查。但是，“撤诉的理由”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法院应如何审查，审查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解释。由于检察机关和法院存在的不同理解，给实际操作造成混乱和随意。
实践中，公诉机关作出撤诉决定采用的是填充式的格式文书，理由是固定语式，一例表述为“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只需填写上具体案由即可。从原则上讲，这种理由无懈可击，但是，这种没有明确内容的空泛理由，排斥了个案的意义，实际上使法院无从审查。
笔者认为，公诉机关的撤诉理由应当明确具体，这不仅是法院审查之必须，也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所认可。该规则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规定中所述的三种情形揭示了“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背后的实质内容，是公诉机关撤诉理由的具体分解。人民法院以此作为审查标准，不仅明确，易于操作，对被告人也更为公正。三、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的上诉权
贵报7月29日文对被告人的上诉权持否定观点其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享有上诉权没有法律规定；二是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违背“不诉不理”的刑事审判原则；三是准许撤诉裁定不涉及被告人的实体权益。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对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对准许撤诉裁定的上诉没有例外规定，只应理解为其上诉权已涵盖了这种诉讼情形，而不宜推定其不享有上诉权。有关上诉权的法律规定，6月10日文已有详述，笔者不再赘述。其次，被告人上诉指涉的是法院对撤诉理由的审查，而不仅仅是撤诉行为本身。二审法院审理的重点，显然也是一审裁定对撤诉理由的审查是否严格准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此时的“审”就不同于案件的实体审，自然，就谈不上违背“不诉不审”原则。第三，被告人上诉权和实体权益存在一定关系。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可能判决无罪，或者经补充侦查后证据依然不足，同样可能宣告无罪时，法院却可能因为配合意识，对撤诉理由疏于审查，对撤诉申请一应准许。这样，被告人期望法院对其名誉和人身权利的及时救济，就被中断和延宕，如果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就不能通过二审纠正一审可能存在的失误，从而丧失争取自身实体权利救济的主动性、及时性。
张圣玉
审判实践中，公诉机关撤诉情况并不常见，只发生于极少数复杂、疑难案件中。因为公诉机关的起诉是在经过缜密细致的审查，严谨科学的判断后作出的，非有特殊事由，不会轻易启动撤诉程序。公诉机关撤诉只有在案件事实和证据发生重要变动的情况下，才能作出。因为一经启动，就涉及到案件事实是否存在，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被告人是否有罪等重大问题，公诉机关也将面临是否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考验。所以，公诉机关撤诉在多数情况下并非自觉，而常常是被动的。
在实践中，检、法两家由于同属国家机关性质，基于打击犯罪共同理念，倾向于站在同一立场考虑问题。在撤诉的处理上，双方一般采取合作的方式，即法院经开庭审理后，认为事实、证据有重大缺陷，可能宣告无罪，会向检察机关提出意见和看法，指明其可能面对的不利局面，检察机关通常会和法院交换意见，然后决定是否撤诉。这样，撤诉往往是两家协商、讨论的产物，而且法院事实上扮演了启动撤诉的角色。应当看到，这种做法混淆了控、审职责分工，有违法院的中立性原则，是不可取的。二、公诉机关撤诉的理由及审查
根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对公诉机关撤诉的理由进行审查。但是，“撤诉的理由”指的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法院应如何审查，审查的标准是什么，却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解释。由于检察机关和法院存在的不同理解，给实际操作造成混乱和随意。
实践中，公诉机关作出撤诉决定采用的是填充式的格式文书，理由是固定语式，一例表述为“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只需填写上具体案由即可。从原则上讲，这种理由无懈可击，但是，这种没有明确内容的空泛理由，排斥了个案的意义，实际上使法院无从审查。
笔者认为，公诉机关的撤诉理由应当明确具体，这不仅是法院审查之必须，也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所认可。该规则第三百五十一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不存在犯罪事实，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或者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可以要求撤回起诉。”规定中所述的三种情形揭示了“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背后的实质内容，是公诉机关撤诉理由的具体分解。人民法院以此作为审查标准，不仅明确，易于操作，对被告人也更为公正。三、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的上诉权
贵报7月29日文对被告人的上诉权持否定观点其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被告人对准许撤诉裁定享有上诉权没有法律规定；二是被告人享有上诉权违背“不诉不理”的刑事审判原则；三是准许撤诉裁定不涉及被告人的实体权益。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值得商榷。首先，对判决和裁定的上诉权是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法律对准许撤诉裁定的上诉没有例外规定，只应理解为其上诉权已涵盖了这种诉讼情形，而不宜推定其不享有上诉权。有关上诉权的法律规定，6月10日文已有详述，笔者不再赘述。其次，被告人上诉指涉的是法院对撤诉理由的审查，而不仅仅是撤诉行为本身。二审法院审理的重点，显然也是一审裁定对撤诉理由的审查是否严格准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原则精神。此时的“审”就不同于案件的实体审，自然，就谈不上违背“不诉不审”原则。第三，被告人上诉权和实体权益存在一定关系。当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有可能判决无罪，或者经补充侦查后证据依然不足，同样可能宣告无罪时，法院却可能因为配合意识，对撤诉理由疏于审查，对撤诉申请一应准许。这样，被告人期望法院对其名誉和人身权利的及时救济，就被中断和延宕，如果被告人不享有上诉权，就不能通过二审纠正一审可能存在的失误，从而丧失争取自身实体权利救济的主动性、及时性。
张圣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