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量刑应当依照事实，依靠证据，而不能凭借怀疑和猜测认定犯罪，即便法官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告人实行了公诉人员所控罪行，只要是没有充分的证据，法官就应作出无罪认定，这即是我们所言的疑罪从无。疑罪从无是现代法治国家在处理疑案时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司法原则。然而，在现时司法实践中，疑罪从轻却往往成为处理证据不足案件的惯例。缘何对待疑罪从无这一问题理论与实践产生如此大的距离？非为法律规定不尽，乃执法环境与执法人员的理念使然。
疑罪从轻的做法，于法无据，亦无人敢公开承认这种做法的合理、合法性，但在司法实践中对于疑罪大多按照从轻的思路处理案件。疑罪从轻，被认为是一种比较慎重的办案方式，特别是对那些论罪该判死刑的犯罪嫌疑人，判个死缓，先留下一条性命，如果终有一日抓到真凶，也留下一个还其清白之机会，若犯罪嫌疑人就是真凶，也没有让其逃脱惩罚，这不可不谓两全之策。但如此做法对社会、对家庭、对当事者本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亦很严重。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公众并不知疑罪从轻的概念存在，公众所能了解到的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却被从轻发落，从而感叹我们的法律对无辜者的不公，对施暴者的宽容，进而怀疑执法者的公正性。对于被告人及其家庭而言，若非冤枉，也可作罢，如若被冤，带给他们的灾难将是毁灭性的。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辽宁某市的一起杀人案，因当时证据不足以认定为犯罪，便根据疑罪从轻的原则将犯罪嫌疑人判处死缓。15年后，一个偶然机会，真凶归案，当事人才得以洗清不白之冤。而在这15年中，当事人的父亲为给儿子申冤，将自己的家产几乎全部变卖，且欠下亲朋好友数万元的债务。当事人更是身心俱疲，监狱中的15个春夏已经让他忘记了人间的欢乐。
产生疑罪从轻的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其一，一些重大刑事案件在公众中影响较大，案发后，公众、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亲属、媒体及有关领导对侦查机关能尽快破案给予极大关注，侦查人员的压力可想而知，一旦抓到嫌疑犯对侦查人员来说预示着一件大案告破，他们如释重负，同时也会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及肯定，若因证据不足将犯罪嫌疑人释放，侦查人员重新背上一个包袱，还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侦破此案。针对疑罪如何判决，法官实际上是一个面对一群人，还是一个人的社会选择。将一个疑罪作出有罪判决，即便是冤案最多只是犯罪嫌疑人及其亲属承受痛苦。相反将疑罪作出无罪判决，审判人员不仅要承受来自被害人或者被害人亲属的压力，还要承受来自侦查机关、公诉机关的压力。其二，司法人员担心放纵犯罪分子会给社会带来新的不安定因素。一些重大刑事案件的犯罪人多是些心狠手辣之人，若是因证据不足将他们放纵，回到社会中一旦他们重新犯罪其危害甚大，为求稳妥勉强定罪总比放虎归山祸害社会要强。其三，有罪推定的观念使然。从1997年新刑法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至今已达六年之久，但有罪推定在司法实践中仍有其市场。只要犯罪嫌疑人一抓，案件没等到法院判决，犯罪嫌疑人的所谓犯罪事实已经见诸于报端，相关人员已得到通报嘉奖，这些违反我国刑法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的现象，迫使审判人员只能作出有罪判决。上述种种因素，有些因素貌似合理但却明显违法，法律的制定代表着公众的意志，如果违反法律规定，也就根本无从谈起维护法律的尊严，维护对公众的利益。
法制日报
韩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