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婚，是指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行为。它侵犯了社会主义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破坏了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的稳定。我国《婚姻法》第3条明文禁止重婚。第45条规定：“对重婚的，对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已构成重婚犯罪的被告人，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按照法律规定，重婚案件可以由自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在司法实践中有人认为，在审理自诉重婚案件时，如自诉人与其原配偶的婚姻关系有和好的可能存在，在自诉人也希望和好的情况下，如对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可能加大双方感情上的裂痕而造成夫妻离异，破坏了家庭的稳定。因此，自诉重婚案件可以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2条：“人民法院对自诉案件，可以进行调解，自诉人在宣告判决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诉”的规定进行调解。笔者认为，法院审理自诉重婚案件不应进行调解。
一、对自诉重婚案件进行调解，混淆了公权与私权的处分原则。对重婚犯罪行为的处罚与否和自诉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能否存续，是两种性质的法律关系，泾渭分明。重婚犯罪固然侵犯了自诉人的婚姻权利，但它同时也直接危害了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自诉人自愿或者接受调解后与被告人和解，这只是自诉人从有利于其婚姻关系的稳定所作出的一种意愿表示，是私权的行使，这种表示，对犯有重婚罪行的被告人是否应受处罚没有法律效力，只对其婚姻关系产生影响，不能据此确认其所犯重婚罪行可以不受法律追究。重婚行为的产生有诸多原因，除当事人被骗或被迫与他人重婚，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外，为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制度，对重婚案件的犯罪者均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自诉重婚案件进行调解，是与现行法律规定精神相抵触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故意伤害等其他轻微自诉刑事案件中，起诉权一般限于受害人。在案件审理中，若自诉人与被告人和解或接受调解撤诉后，不能就同一案件事实对被告人另行起诉。此类案件，受害人是否起诉或起诉后是否接受调解、撤诉，对犯有轻微罪行的被告人是否会受刑事处罚有决定性的作用，公权不作干预。但重婚案件则不同，除受害人可以控告外，受害人不愿或不能控告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或有关单位的控告立案查处，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受理的公诉重婚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构成重婚犯罪的被告人不能以任何个人理由逃避应受的刑事处罚。如就被告人的同一重婚犯罪事实，法院仅根据案件的来源不同使用不同的处理原则，于法无据。国家法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无从体现。实际上，在重婚案件中，法律和有关规定赋予自诉人的只是诉权，没有赋予对重婚犯罪行为的实体处罚权和处分权。对自诉重婚案件犯罪者的应否处罚及怎样处罚，只能由国家审判机关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来决定，不能由自诉人的意愿所决定。
三、对自诉重婚案件进行调解，给犯罪分子造成了逃避惩处的可乘之机，增加了审判机关和当事人的讼累。就法院受理的自诉重婚案件来说，除少数被告人在与他人重婚时仍与原配偶保持夫妻关系，互相之间仍有一定感情外，多数是在与他人重婚的同时抛弃了原配偶，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当自诉人起诉到法院后，有的被告人往往利用调解，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假意改悔，以骗得自诉人的谅解。在自诉人接受调解并撤诉致案件了结后，又故技重演继续重婚。对此类慑于法律假意改悔而未受到应有处罚的被告人，在结束诉讼后继续重婚再次受到追究时，不能按累犯的规定给予从重处罚。这样的结果，既增加了司法机关的无效劳动，也未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另外，重婚案件当事人之间是一个三角关系，法院即使进行调解，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也只是自诉人与其配偶，而这种调解则与非自诉人配偶的另一被告人无关。这样，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另一被告人在法院调解时成了与自诉人和本应同案受审的被告人没有关系的案外人。在自诉人接受调解与其配偶达成和解协议并向法院申请撤诉后，又没有根据地成了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自由人。对其重婚犯罪行为的追究，了而未了，却又不了了之。
自诉重婚案件不能调解，并不是说对重婚案件中的自诉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不能调解，而是说婚姻问题的处理不能在刑事诉讼中同重婚罪行的处理相提并论。刑事自诉重婚案件的立案和公诉重婚案件的立案一样，都是以有犯罪行为，依法可以追究或者依法应当追究为前提的。对控告不实或被控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仅属其它违法行为的，不能作为重婚案件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控告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的规定劝其撤诉或裁定驳回。对自诉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的调解，只能在刑事诉讼结束以后或在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前提下，按照民事诉讼案件的程序解决。鉴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在处理时应从实际出发，在维护国家法律严肃性的同时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切实考虑自诉人的意愿表示，以利于其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除对犯罪后拒不认罪悔改的被告人给予严惩外，对犯罪情节虽严重，但犯罪后真诚悔改且自诉人又谅解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并尽可能适用缓刑。对重婚时间不长，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同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责令其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作者单位：纳溪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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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坤琼 银建平
一、对自诉重婚案件进行调解，混淆了公权与私权的处分原则。对重婚犯罪行为的处罚与否和自诉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能否存续，是两种性质的法律关系，泾渭分明。重婚犯罪固然侵犯了自诉人的婚姻权利，但它同时也直接危害了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所侵犯的是双重客体。自诉人自愿或者接受调解后与被告人和解，这只是自诉人从有利于其婚姻关系的稳定所作出的一种意愿表示，是私权的行使，这种表示，对犯有重婚罪行的被告人是否应受处罚没有法律效力，只对其婚姻关系产生影响，不能据此确认其所犯重婚罪行可以不受法律追究。重婚行为的产生有诸多原因，除当事人被骗或被迫与他人重婚，法律规定不认为是犯罪的外，为维护社会主义婚姻制度，对重婚案件的犯罪者均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对自诉重婚案件进行调解，是与现行法律规定精神相抵触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故意伤害等其他轻微自诉刑事案件中，起诉权一般限于受害人。在案件审理中，若自诉人与被告人和解或接受调解撤诉后，不能就同一案件事实对被告人另行起诉。此类案件，受害人是否起诉或起诉后是否接受调解、撤诉，对犯有轻微罪行的被告人是否会受刑事处罚有决定性的作用，公权不作干预。但重婚案件则不同，除受害人可以控告外，受害人不愿或不能控告的，公安机关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或有关单位的控告立案查处，并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受理的公诉重婚案件不能进行调解，构成重婚犯罪的被告人不能以任何个人理由逃避应受的刑事处罚。如就被告人的同一重婚犯罪事实，法院仅根据案件的来源不同使用不同的处理原则，于法无据。国家法律的完整性和统一性也无从体现。实际上，在重婚案件中，法律和有关规定赋予自诉人的只是诉权，没有赋予对重婚犯罪行为的实体处罚权和处分权。对自诉重婚案件犯罪者的应否处罚及怎样处罚，只能由国家审判机关根据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来决定，不能由自诉人的意愿所决定。
三、对自诉重婚案件进行调解，给犯罪分子造成了逃避惩处的可乘之机，增加了审判机关和当事人的讼累。就法院受理的自诉重婚案件来说，除少数被告人在与他人重婚时仍与原配偶保持夫妻关系，互相之间仍有一定感情外，多数是在与他人重婚的同时抛弃了原配偶，夫妻关系名存实亡。当自诉人起诉到法院后，有的被告人往往利用调解，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假意改悔，以骗得自诉人的谅解。在自诉人接受调解并撤诉致案件了结后，又故技重演继续重婚。对此类慑于法律假意改悔而未受到应有处罚的被告人，在结束诉讼后继续重婚再次受到追究时，不能按累犯的规定给予从重处罚。这样的结果，既增加了司法机关的无效劳动，也未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另外，重婚案件当事人之间是一个三角关系，法院即使进行调解，参与调解的当事人也只是自诉人与其配偶，而这种调解则与非自诉人配偶的另一被告人无关。这样，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另一被告人在法院调解时成了与自诉人和本应同案受审的被告人没有关系的案外人。在自诉人接受调解与其配偶达成和解协议并向法院申请撤诉后，又没有根据地成了不负任何法律责任的自由人。对其重婚犯罪行为的追究，了而未了，却又不了了之。
自诉重婚案件不能调解，并不是说对重婚案件中的自诉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不能调解，而是说婚姻问题的处理不能在刑事诉讼中同重婚罪行的处理相提并论。刑事自诉重婚案件的立案和公诉重婚案件的立案一样，都是以有犯罪行为，依法可以追究或者依法应当追究为前提的。对控告不实或被控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而仅属其它违法行为的，不能作为重婚案件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控告的，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1条的规定劝其撤诉或裁定驳回。对自诉人与其配偶的婚姻关系的调解，只能在刑事诉讼结束以后或在没有作为刑事案件立案的前提下，按照民事诉讼案件的程序解决。鉴于重婚案件的特殊性，在处理时应从实际出发，在维护国家法律严肃性的同时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切实考虑自诉人的意愿表示，以利于其家庭关系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除对犯罪后拒不认罪悔改的被告人给予严惩外，对犯罪情节虽严重，但犯罪后真诚悔改且自诉人又谅解的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并尽可能适用缓刑。对重婚时间不长，犯罪情节轻微的，依照《刑法》第37条规定，可以免予刑事处分，同时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责令其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作者单位：纳溪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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