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证罪是妨害司法罪的一种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5条规定了伪证罪，第306条规定了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第307条规定了妨害作证罪及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构成及量刑。与此相配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0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5条都作了对应的规定，这无疑对打击犯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对伪证的认定应从那个环节始定，没有相应的规定。笔者认为，根据三大诉讼程序法及相关证据的意义界定，只有在法院据以定案后，方能认定伪证与否。故此，本文拟就在司法实践中常遇到的问题，粗浅的谈谈拙见，以抛砖引玉。
一、现阶段存在的负效应，妨碍了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辩护权、举证权。
首先，被告人也是人。当其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享有的只能是供述与辩解，举证权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如遇到办案者无视人权，将辩解视为不老实，仅有的权力将会被剥夺。而辩护人的介入，往往在侦查阶段显得非常无奈。辩护人在审判环节接到委托后，阅卷的时间没有排定，法院庭审出庭通知书已送达，功夫全在庭审中。能耐再大的律师，仅靠听听公诉人当庭宣读的传来证据，即证人证言，很难断定是非真假。而往往辩护人又不敢取证，原因是一旦证人证言与公诉机关所举证有矛盾，公安、检察机关再次补证时，很容易被指控律师所举证为假证。律师面对这种局面叫天不应，喊地不灵，只叹“强权就是真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都对被告人有举证的权利，辩护人有取证权利，但实践中会遇到许多麻烦与利害。笔者就遇到这种情况：某律师接受一受贿案被告人的委托后，进行了取证，但所遇证人所证事实大部分均与其所阅卷材料有出入。该律师深知假证的严重性，没有取证，只请求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但庭审时证人均不到庭，律师称证人遭到公诉人威胁，公诉人称辩护人提供的全是假证。律师请求法院审核调查，但公诉机关不配合（有证人被羁押，公诉机关不提供羁押处所）。笔者曾调查核实过公诉机关没询问过的一个关键证人，该证人在我们合议庭询问后，公诉机关又传其到检察院询问，内容却与我们合议庭取证内容关键处相左。这就造成了一个负效应，辩护人所举证为假，法官只能“听证”来认定公诉人所举证为真。尽管这都是极少的，但从人权与法治的角度出发，又都不是小事。
二、刑事诉讼法的审限过短及没有相关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也是造成弊端的原因之一。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51条、168条的规定，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最长审限一个半月，在起诉书送达之后至开庭审理，别说辩护人要充分的行使取证权力困难，就是法院全部依刑诉法规定证人均到庭作证的整个庭审活动，时间也非常紧张。目前存在刑事诉讼证人不到庭，全凭公诉人举证，让被告人质证的原因也在于此。行政、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出台，对于规范诉讼行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刑事诉讼中只有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月出笼了《刑事诉讼规则》，它的拘束力范围姑且不谈，人民检察院截止目前公开践犯的条款，如询问时需检察人员的人数等条款，所取证的效力又多大？一位资深律师曾叹言：既然规定控辩平等了，律师机关制定个规则可以否？按照《立法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的一些规定效力及谁？《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刑事诉讼涉及人权，事关人身的自由，证据规则应当亟待颁布。
三、应当建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其实伪证也是非法证据的一种，也是产生伪证的源泉。 按照法律规定，证据是指经庭审认证后并作为定案依据的客观事实，非经庭审质证、认证不能作为证据，或者说不能称作证据。伪证的前提是证据，只是实质虚假了，它是经过庭审质证后淘汰不来的非证据，它包括非法证据。所谓非法证据是指不具备合法性的证据，包括内容不合法、形式不合法、收集主体不合法、收集程序或方法不合法等四种类型。非法证据的存在，不仅干扰了刑事诉讼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