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4日，李某?女，51岁?因家庭琐事与家人赌气，离家出走来到Ｌ市，在火车站结识了王某。王某看她可怜，无所依靠，便将其介绍给在当地打工的张某，意欲促成一段姻缘。双方见面后，均无异议，李某随住到张家。9月7日上午，李某见张家的大人均外出，顿起歹意，将张某年仅7个月的孙子盗走，抱到Ｓ县老家出卖，但因要价太高，没找到买主。当日晚，婴儿又哭又闹，在惧怕和怜悯的双重心理支配下，李某又乘车返回Ｌ市，打算把孩子送还。次日，形迹可疑的李某被警方抓获。9月11日，检察院以拐卖儿童罪将李某起诉至法院。
对于本案的处理，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拐卖儿童罪（既遂）。理由是拐卖儿童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中的一种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李某将婴儿送还的行为，可作为量刑时的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拐卖儿童罪（中止）。理由是李某在实施拐卖过程中，出于本人意志自动放弃犯罪，将婴儿送还，其行为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
笔者认为，对此案的定罪和量刑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一、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的既遂。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于2000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论出在哪个环节，只要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拐卖儿童罪是行为犯，只要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法律规定的六种行为之一的，就构成既遂。一个完整典型的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由三个阶段组成：手段行为（拐骗、绑架、收买）、中间行为（中转、接送）、结果行为（贩卖）。在不同的阶段，其既遂的标准不同，实施手段行为的，只要将被害人置于行为人自己控制之下，即构成既遂；实施中间行为的，只要将被害人送到指定地点或交给指定人员，即构成既遂；实施结果行为的，只要将被害人卖出即构成既遂。本案中，李某以出卖为目的，将婴儿盗出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的既遂。
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由此可见，犯罪中止只能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着手实行犯罪阶段，即必须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所以，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中止。
二、对李某量刑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拐卖儿童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给受害人本人造成极大的损害，给受害人的家庭也造成重大的损害，所以我国刑法对其规定了较严厉的处罚。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与一般的拐卖儿童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因此，在量刑时，如仅把李某归还婴儿的行为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进行考虑，李某至少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这样判罚显然过重，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悬崖勒马，也不利于真正实现刑罚的目的。但李某又不具备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如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节），不能直接对其减刑。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法院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所以，在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之后，可以对李某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刑罚。
通过本案可以看出，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对于构成犯罪既遂后又采取措施防止更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很难根据法律直接量刑。如果类似案件都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核准，显然会对司法效率产生不利影响，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中对此种情况的量刑幅度做出明确规定。
张 刚
对于本案的处理，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应定拐卖儿童罪（既遂）。理由是拐卖儿童罪是行为犯，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拐骗、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中的一种行为，就构成犯罪既遂。李某将婴儿送还的行为，可作为量刑时的从轻情节予以考虑。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拐卖儿童罪（中止）。理由是李某在实施拐卖过程中，出于本人意志自动放弃犯罪，将婴儿送还，其行为符合犯罪中止的条件。
笔者认为，对此案的定罪和量刑应遵守罪刑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一、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的既遂。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全国妇联于2000年3月20日发布的《关于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的，不论出在哪个环节，只要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窝藏妇女、儿童行为之一的，不论拐卖人数多少，是否获利，均应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由此可以看出，拐卖儿童罪是行为犯，只要以出卖为目的，实施了法律规定的六种行为之一的，就构成既遂。一个完整典型的拐卖儿童犯罪行为由三个阶段组成：手段行为（拐骗、绑架、收买）、中间行为（中转、接送）、结果行为（贩卖）。在不同的阶段，其既遂的标准不同，实施手段行为的，只要将被害人置于行为人自己控制之下，即构成既遂；实施中间行为的，只要将被害人送到指定地点或交给指定人员，即构成既遂；实施结果行为的，只要将被害人卖出即构成既遂。本案中，李某以出卖为目的，将婴儿盗出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其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的既遂。
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的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由此可见，犯罪中止只能发生在犯罪预备阶段或者着手实行犯罪阶段，即必须发生在犯罪既遂之前。所以，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不成立犯罪中止。
二、对李某量刑应根据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拐卖儿童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不仅给受害人本人造成极大的损害，给受害人的家庭也造成重大的损害，所以我国刑法对其规定了较严厉的处罚。本案中，李某的行为与一般的拐卖儿童行为相比，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因此，在量刑时，如仅把李某归还婴儿的行为作为酌定从轻的情节进行考虑，李某至少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这样判罚显然过重，不利于鼓励犯罪分子悬崖勒马，也不利于真正实现刑罚的目的。但李某又不具备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如犯罪未遂、犯罪中止、自首、立功等情节），不能直接对其减刑。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法院对不具有法定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所以，在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之后，可以对李某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等刑罚。
通过本案可以看出，在拐卖儿童案件中，对于构成犯罪既遂后又采取措施防止更严重后果发生的情况，很难根据法律直接量刑。如果类似案件都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核准，显然会对司法效率产生不利影响，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笔者建议在司法解释中对此种情况的量刑幅度做出明确规定。
张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