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实生活中常发生股票账户被他人非法侵入，进而实施盗买盗卖的恶性案件。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有十多起，如北京贾铁英案、兰州王维军案、徐州陈永庆案等等。由于事关多方当事人，股价又具有实时性和波动性，因而其民事赔偿较为复杂，难点即在于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和标准。 　 关于盗买盗卖股票损害赔偿的范围，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证券交易是充满投机性和风险性的行业，股价时涨时落、瞬息万变，下了单不成交也是常有的事。因此，不宜也无法预定其有可得利益，赔偿范围只应以实际损失为限，否则，对证券公司来说可能负担过重，反而危害证券市场的繁荣与稳定。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交易机遇的损失意味着可得利益的减少，属于间接损失，应将其与实际损失一并纳入赔偿范围，以全面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原因如下： 　 第一，赔偿可得利益符合可预见性理论，能够适用合同法的完全赔偿原则。首先，在接受客户委托时，证券公司可以预见股票投资的高风险。作为证券经营机构，证券公司明确知道股票所具有的高风险，之所以冒巨大风险还要涉足此业，是因为有风险背后的高利润在推动。其次，因交易规则限制，投资者不能直接进入证券交易所买卖报单，证券交易其实是在证券公司之间完成。每次交易前，证券公司都必然明了当时的股价及其风险。 　 第二，此处的间接损失应当得到赔偿。间接损失是指尚未实现，但必然或极有可能得到的财产权益。是否间接损失主要取决于实现可能性的大小。股票作为财产增值工具，当然为投资人所重视。若非他人侵害，达成交易的可能性极大。以“即使下了单也未必能够按照预定的价格成交”为由，或许可能论证投资人难以在最高价买入，实现最高利润，但却不能说明成交的可能性不存在或者极小。投资人即使不能在最高价位买卖，但还可能在较高价位交易。因而不能以股价瞬息万变而否认股票的可得利益。 　 至于具体的计算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以投资者原始投入计算。然而这混淆了正常的投资风险与非法买卖的风险。对投资人而言，侵权行为实施前投资总额的变化均属于正常风险，实际损失应从发生侵权行为时开始计算。以投资者原始投入来计算，如果从投入到侵权时股价上升，却只赔原始投入，那么就意味着投资者财产的减少，对投资者不公平；反之，让第三人或证券公司全额赔偿，无疑是让他们多负担了股民自己应当承担的投资风险，无论对第三人还是对证券公司都不公平。 　 二是非法买卖开始到案发时的平均价计算。这种算法看似公平，实质上却是一笔糊涂账。首先，它违反损害与赔偿相平衡的基础法理，在股价暴涨暴跌的情形下，用平均价计算总会让投资者的财产不当减少。其次，这种算法让投资者多承担了不应承担的投资风险，在投资者无法进行交易的情况下，如果硬要让他来承担价格变动的市场风险，有显失公平之嫌疑。 　 三是以非法买卖开始到审结时的最高价格计算损失。这虽然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护投资者，但众所周知，最高价是该股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出现的一个最高点。投资者在该价位成立的概率几乎为零。按此价位赔偿，对责任人来说，同样有失公平。 　 我们认为，盗买盗卖股票的损害赔偿，应当保护被侵权人利益为前提，在按过错认定各方当事人责任的基础上，以从侵权到结案时段内最高均价为基准确定赔偿范围。具体理由是： 　 （1）这种赔偿方法符合证券法的基本宗旨。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世界各国证券法共同承认的立法宗旨和基本价值取向，在我国证券法第一条规定的“立法目的”也体现了这一点。 　 （2）这种赔偿方法遵循过错原则，公平合理地界定了相关当事人的民事责任。首先，承担责任的前提在于过错。因此对相关过错方而言，全面承担投资人的损失并不过分。其次，赔偿的起算点设置较为客观。在可以直接支配和控制股票的前提下，投资者当对正常的投资风险负责，但如果发生侵权，投资者实际上已失去了对股票的控制，无法继续交易，投资风险理所当然要转嫁给相关过错人。从侵权行为发生时开始计算，就从时间上划分出风险转移的界限，比较公平。最后，与最高价相比，最高均价持续的时间较长，成立的概率较大，也更为接近可能发生的成交价。以之为标准，既最大限度的保护了投资者，又合理地考虑了成交的可能性，在投资者与责任人之间找到了利益平衡点。 　 在此还应注意一点，证券公司发现异常交易，应及时履行通知客户的附随义务，避免可能产生的损失进一步扩大。否则，应对扩大的损失负责。
法制日报
杨洁 张海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