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第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证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第四十八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因而，依照法律规定，证人具有到场如实作证的义务。但在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困忧刑事司法和执法活动顺利进行的难题。据一份调查统计，自刑事诉讼修改实施以来，长春市二道区检察院1997年共起诉刑事案件185件258人，有证人出庭的仅8件，占起诉总数的4.3。1998年该区共起诉刑事案件197件227人，有证人出庭作证的仅11件。华东某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对其1998年审理的全部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发现在所有提供过的证言的证人中，出庭作证的仅有1.5。福建省永春县法院审理的100件刑事案件，证人到庭到证率仅有25，受贿案件无一证人到庭。为什么绝大多数的证人不愿意走进法庭去出庭作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应由何方负责到庭，控、辩双方及法院均不主动承担这个职责。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司法解释只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证人到底是哪一方承担到庭职责，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谁也不主动去担负起这个职责。控方把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附在起诉书后面移送到法院，法院再根据该名单的地址和联系方法与证人作一个程序性的告知，至于证人是否到庭，检察院不管，法院也不管。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的情况更是如此。由于没有谁会为此承担责任，即便证人不到庭作证，也不会引起哪方的重视。
（二）、在刑事诉讼法上没有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应如何惩戒，控、辩双方及法院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毫无办法。
我国法律没有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应采取何种惩戒措施作出规定，从而使证人到庭作证的义务这一原则性规定不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证人法制意识淡簿，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别人被判刑自己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而拒绝出庭，即使是一些有条件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他坚持不到法庭作证，谁也拿他没办法，在当今国民总体法制意识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力保证，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罩门。
（三）、证人出庭作证必需费用及补贴没法得到补偿，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不高。
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发生在农村，但法庭的设置一般在县城或地级以上城市所在地，所以，证人到庭作证需要相当的花费，加上一些证人的收入不高，出庭作证毕竟要牺牲一些时间，因而，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是必要的，而我国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相关的内容，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所以，作为一名普通百姓要自己花钱去出庭接受询问，他一般不干，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农村证人都不出庭作证。
（四）、并未建立切实有效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制度，证人作证存在后顾之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具体要怎样保障，如何实施，并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因受到威胁而被迫作伪证，或证人因如实作证而遭到报复、变相的报复的案例并非少见，有的还祸及近亲属。因而，制定一套切实可行，可操作性强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制度迫在眉睫。只有从法律上、从制度上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证人才会大胆走入法庭，参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 证人能否出庭作证攸关庭审改革的成败。我认为，应从以下几项制度入手，才能使证人真正自愿地走上法庭，为整个刑事诉讼服务。
（一）、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由谁承担负责证人到庭作证的职责，把责任落到实处。
关于由谁负责证人到庭，我们可以参照英国的做法。英国法律要求证人一般必须亲自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均负有向法庭提出本方证据、传唤本方证人的义务，在刑事法院对可诉罪进行审判之前，控诉方必须将正式的控诉书提交给法院，并须传唤自己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可以说，除了在法定的例外情形之外，控诉方始终负有确保那些证实其指控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与控诉方一样，辩护方如果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也必须在开庭之前安排这些证人的出庭事宜，承担保证本方证人按时出庭的义务。在我国，控辩双方对己方证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最为了解，由他们负责己方证人到庭作证的义务是可行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因而，我们应当通过立法或有关司法解释把谁提供证人，就由谁负责证人到庭的原则确定下来，并规定不履行这个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真正把这个责任落到实处。并规定承担责人的检察官和辩护人
（一）、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证人应由何方负责到庭，控、辩双方及法院均不主动承担这个职责。
我国刑事诉讼法及其适用司法解释只规定证人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证人到底是哪一方承担到庭职责，并没有明确作出规定。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谁也不主动去担负起这个职责。控方把要求出庭作证的证人名单附在起诉书后面移送到法院，法院再根据该名单的地址和联系方法与证人作一个程序性的告知，至于证人是否到庭，检察院不管，法院也不管。辩护人申请证人出庭的情况更是如此。由于没有谁会为此承担责任，即便证人不到庭作证，也不会引起哪方的重视。
（二）、在刑事诉讼法上没有规定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庭的证人应如何惩戒，控、辩双方及法院对拒不出庭作证的证人毫无办法。
我国法律没有对拒绝出庭作证的证人应采取何种惩戒措施作出规定，从而使证人到庭作证的义务这一原则性规定不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在司法实践中，一些证人法制意识淡簿，以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别人被判刑自己也没有捞到什么好处而拒绝出庭，即使是一些有条件出庭作证的关键证人，他坚持不到法庭作证，谁也拿他没办法，在当今国民总体法制意识普遍不高的情况下，缺乏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力保证，是证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罩门。
（三）、证人出庭作证必需费用及补贴没法得到补偿，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不高。
我国大部分人口是农民，有相当一部分的案件发生在农村，但法庭的设置一般在县城或地级以上城市所在地，所以，证人到庭作证需要相当的花费，加上一些证人的收入不高，出庭作证毕竟要牺牲一些时间，因而，对出庭作证的证人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是必要的，而我国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相关的内容，政府并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所以，作为一名普通百姓要自己花钱去出庭接受询问，他一般不干，这就造成了大部分的农村证人都不出庭作证。
（四）、并未建立切实有效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制度，证人作证存在后顾之忧。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9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但具体要怎样保障，如何实施，并没有具体的操作细则。因而，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因受到威胁而被迫作伪证，或证人因如实作证而遭到报复、变相的报复的案例并非少见，有的还祸及近亲属。因而，制定一套切实可行，可操作性强的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制度迫在眉睫。只有从法律上、从制度上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证人才会大胆走入法庭，参与揭露犯罪，证实犯罪。 证人能否出庭作证攸关庭审改革的成败。我认为，应从以下几项制度入手，才能使证人真正自愿地走上法庭，为整个刑事诉讼服务。
（一）、从立法上明确规定由谁承担负责证人到庭作证的职责，把责任落到实处。
关于由谁负责证人到庭，我们可以参照英国的做法。英国法律要求证人一般必须亲自出庭作证，控辩双方均负有向法庭提出本方证据、传唤本方证人的义务，在刑事法院对可诉罪进行审判之前，控诉方必须将正式的控诉书提交给法院，并须传唤自己一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可以说，除了在法定的例外情形之外，控诉方始终负有确保那些证实其指控的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与控诉方一样，辩护方如果打算在审判过程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也必须在开庭之前安排这些证人的出庭事宜，承担保证本方证人按时出庭的义务。在我国，控辩双方对己方证人的基本情况、联系方式最为了解，由他们负责己方证人到庭作证的义务是可行的，也是比较合理的。因而，我们应当通过立法或有关司法解释把谁提供证人，就由谁负责证人到庭的原则确定下来，并规定不履行这个义务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真正把这个责任落到实处。并规定承担责人的检察官和辩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