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刑事案件数量逐年上升，而司法资源相对不足，一些法院和检察机关开始自发地探索对被告人认罪的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采取简化审理的方法，并在实践中起到了提高诉讼效率的较好效果。这一作法经媒体披露后，各地法院、检察院纷纷仿效，成为当前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一大热点，并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关注。但从各地的实践情况看，由于对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性质和适用原则等诸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导致具体做法上各不相同，有的甚至出现一些偏差。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刑事普通程序适用简化审理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地研讨，以澄清认识，更好地推进这项很有意义的改革。
一、刑事普通程序案件采用简化审理是一种庭审方法和技巧的运用，并不是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创制。
对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和事实供认不讳的刑事普通程序案件，采用与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或事实持否定态度的刑事普通程序案件不同的审理方法，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就诉讼程序来判断，仍均属刑事普通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两种诉讼程序，即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对普通程序中的某些环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简化，是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为提高诉讼效率而在庭审中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并不改变其适用程序的性质，因此并非是新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创制。而且，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没有创制新的诉讼程序的权力。因此，简化审理的方法应适用于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全部或部分承认的所有普通程序案件，而不必排除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聋哑人、外国人犯罪案件。
二、采用简化审理方法并不要求被告人放弃任何诉讼权利，故也无必要事先征得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的同意。
在刑事诉讼中，不论采取何种审理方法和技巧，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法定的诉讼权利，也不能要求被告人放弃任何诉讼权利，这是一项应当把握的原则。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认罪而简化某些诉讼环节，并非要求被告人放弃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申请新的证人、鉴定人到庭作证权和最后陈述权，在实施简化审理方法时，应当充分予以保障。因此，对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没有必要征得被告人同意。从我国刑事诉讼来看，被告人并无选择程序或庭审方式的权利，我国适用简易程序就无需被告人同意。且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没有辩护人辩护的不在少数，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告人不一定清楚其选择程序的法律后果。再者，实践中被告人认罪问题较为复杂，对于起诉指控的多项罪名和犯罪情节，被告人可能全部承认，也可能部分承认；即使被告人庭审前表示承认，也可能在庭审中否认，或者与此相反。因此，庭审前征得被告人同意并在庭审时宣布适用简化审理方法既不合适，也不具操作性。简化审理作为一种方法，应是针对具体案件而灵活适用的。例如，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四节犯罪事实有二节是认罪的，则只对这二节事实简化审理；如被告人在庭审前对起诉指控持否定态度而在庭审中又当庭认罪的，则可采用简化审理方法；反之，则采用不简化的方法。
三、简化审理内容仅限于法庭对被告人的讯问和重复证据的出示，法庭辩论不能予以简化。
如何准确掌握简化内容，是适用简化审理方法和技巧的关键。刑事普通程序案件如何简化，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主张简化讯问、示证、质证、辩论；也有的主张将法庭调查与辩论融为一体；还有的主张证人不必出庭、证言可以用归纳法宣读或仅宣读证人名单；等等。笔者认为，简化应当仅限于对被告人的讯问和重叠证据的出示。从审判实践看，庭审时间的冗长，主要也在于这二个环节。从讯问被告人环节看，如被告人否认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或罪名，法庭对被告人较为详尽的讯问是必要的，在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再详细讯问就显得多余。在证据出示上，由于被告人认罪，法庭只需传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或宣读不出庭的关键证人证言、关键的书证、物证即可，不必将所有证据一一宣读。但是不能采用宣读归纳后数份证人证言笔录的作法，也不能宣读没有实际内容的证人名单。证言的宣读不必全文，但必须是原文；证言可以分组宣读和质证，而不必一证一质。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不应当简略法庭辩论。辩护权是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法庭不能明示或暗示被告人放弃或限制辩护权，不能限制辩论时间，更不能限制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时间。当然，由于普通程序采用简化审理方法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在辩论和最后陈述时，所花的时间自然要比被告人否认起诉指控的简短，但这是庭审中自然形成的效果，作为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不能强制性简略法庭辩论。
四、简化审理不是诉辩交易，不能对被告人作从轻处罚的承诺。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且起到了对案件分流的效果，但在其国内和世界各国仍不乏批评和质疑，实行诉辩交易的国家也并不多。就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和社会观念来看，我国并不适合套用诉辩交易制度。现在有的观点主张向被告人提出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同时，告知被告人可得到从轻处罚，以作为"对被告人认罪的补偿"，这显然是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引导到诉辩交易制度上，是不可取的。
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能认罪悔罪，说明被告人在审判时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相对减小，法官当然会作为一个从宽因素酌情考虑，但这与适用何种审理方法无关。如果公诉人或法官庭审前作此承诺，往往会由此引起误导，既可能在量刑时有失平衡，也可能宣判后被告人认为与期望值差距过大而感觉受了欺骗，产生对法院公正性的怀疑。至于有的被告人为得到从轻处罚而违心认罪，其效果更是令人担忧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作为一种庭审方法和技巧，没有必要为之专门制订新的规则和操作程序，而应当将成功的实践作为一种有益的经验予以推广，并纠正一些违背诉讼法及诉讼原则的作法，以确保其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促进诉讼效率的作用。
王祖德
一、刑事普通程序案件采用简化审理是一种庭审方法和技巧的运用，并不是新的刑事诉讼程序创制。
对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和事实供认不讳的刑事普通程序案件，采用与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或事实持否定态度的刑事普通程序案件不同的审理方法，是完全有必要的。但不论采用何种方式，就诉讼程序来判断，仍均属刑事普通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两种诉讼程序，即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对普通程序中的某些环节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简化，是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为提高诉讼效率而在庭审中运用的方法和技巧，并不改变其适用程序的性质，因此并非是新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创制。而且，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没有创制新的诉讼程序的权力。因此，简化审理的方法应适用于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全部或部分承认的所有普通程序案件，而不必排除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聋哑人、外国人犯罪案件。
二、采用简化审理方法并不要求被告人放弃任何诉讼权利，故也无必要事先征得被告人或其辩护人的同意。
在刑事诉讼中，不论采取何种审理方法和技巧，都不能剥夺或限制被告人法定的诉讼权利，也不能要求被告人放弃任何诉讼权利，这是一项应当把握的原则。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是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被告人认罪而简化某些诉讼环节，并非要求被告人放弃诉讼权利。对于被告人依法享有的申请回避权、辩护权、申请新的证人、鉴定人到庭作证权和最后陈述权，在实施简化审理方法时，应当充分予以保障。因此，对刑事案件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没有必要征得被告人同意。从我国刑事诉讼来看，被告人并无选择程序或庭审方式的权利，我国适用简易程序就无需被告人同意。且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没有辩护人辩护的不在少数，在没有辩护人的情况下，被告人不一定清楚其选择程序的法律后果。再者，实践中被告人认罪问题较为复杂，对于起诉指控的多项罪名和犯罪情节，被告人可能全部承认，也可能部分承认；即使被告人庭审前表示承认，也可能在庭审中否认，或者与此相反。因此，庭审前征得被告人同意并在庭审时宣布适用简化审理方法既不合适，也不具操作性。简化审理作为一种方法，应是针对具体案件而灵活适用的。例如，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的四节犯罪事实有二节是认罪的，则只对这二节事实简化审理；如被告人在庭审前对起诉指控持否定态度而在庭审中又当庭认罪的，则可采用简化审理方法；反之，则采用不简化的方法。
三、简化审理内容仅限于法庭对被告人的讯问和重复证据的出示，法庭辩论不能予以简化。
如何准确掌握简化内容，是适用简化审理方法和技巧的关键。刑事普通程序案件如何简化，存在着多种不同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主张简化讯问、示证、质证、辩论；也有的主张将法庭调查与辩论融为一体；还有的主张证人不必出庭、证言可以用归纳法宣读或仅宣读证人名单；等等。笔者认为，简化应当仅限于对被告人的讯问和重叠证据的出示。从审判实践看，庭审时间的冗长，主要也在于这二个环节。从讯问被告人环节看，如被告人否认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或罪名，法庭对被告人较为详尽的讯问是必要的，在被告人对起诉指控犯罪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再详细讯问就显得多余。在证据出示上，由于被告人认罪，法庭只需传关键证人出庭作证，或宣读不出庭的关键证人证言、关键的书证、物证即可，不必将所有证据一一宣读。但是不能采用宣读归纳后数份证人证言笔录的作法，也不能宣读没有实际内容的证人名单。证言的宣读不必全文，但必须是原文；证言可以分组宣读和质证，而不必一证一质。对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不应当简略法庭辩论。辩护权是被告人的重要诉讼权利，法庭不能明示或暗示被告人放弃或限制辩护权，不能限制辩论时间，更不能限制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时间。当然，由于普通程序采用简化审理方法的前提是被告人认罪，在辩论和最后陈述时，所花的时间自然要比被告人否认起诉指控的简短，但这是庭审中自然形成的效果，作为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不能强制性简略法庭辩论。
四、简化审理不是诉辩交易，不能对被告人作从轻处罚的承诺。
美国刑事诉讼中的诉辩交易虽然有一定合理性，且起到了对案件分流的效果，但在其国内和世界各国仍不乏批评和质疑，实行诉辩交易的国家也并不多。就我国刑事诉讼的模式和社会观念来看，我国并不适合套用诉辩交易制度。现在有的观点主张向被告人提出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同时，告知被告人可得到从轻处罚，以作为"对被告人认罪的补偿"，这显然是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理引导到诉辩交易制度上，是不可取的。
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明确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能认罪悔罪，说明被告人在审判时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相对减小，法官当然会作为一个从宽因素酌情考虑，但这与适用何种审理方法无关。如果公诉人或法官庭审前作此承诺，往往会由此引起误导，既可能在量刑时有失平衡，也可能宣判后被告人认为与期望值差距过大而感觉受了欺骗，产生对法院公正性的怀疑。至于有的被告人为得到从轻处罚而违心认罪，其效果更是令人担忧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事普通程序简化审理作为一种庭审方法和技巧，没有必要为之专门制订新的规则和操作程序，而应当将成功的实践作为一种有益的经验予以推广，并纠正一些违背诉讼法及诉讼原则的作法，以确保其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促进诉讼效率的作用。
王祖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