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是我国当今刑法中一个最重要的从宽处罚情节。自首问题的复杂性，导致对其认识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笔者对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以下探讨：
投案时间的限制
笔者认为，投案的起始时间应是犯罪实施以后。这里的犯罪实施以后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犯罪既遂以后。在犯罪之前，自然不存在投案的问题；在犯罪的过程中，被告人投案的，应当视为在犯罪以后投案。此外，犯罪应当是真实成立的犯罪。如果是被告人假想的犯罪，不存在自首的问题，如正当防卫。因为自首是量刑时考虑的问题，以构成犯罪为前提，被告人没有犯罪也就无所谓自首。
投案的终了时间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归案以前。自首不仅存在于侦查阶段，还存在于其他阶段。对此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告人犯罪以后，犯罪事实及犯罪嫌疑人都没被发觉，而行为人主动投案，这是最典型的自首；二是犯罪事实已被发觉，犯罪嫌疑人还没被发觉，行为人主动投案；三是犯罪事实没有被发觉，犯罪嫌疑人被发觉，如因形迹可疑被盘查而自首；四是犯罪事实及犯罪嫌疑人都被发觉，但是嫌疑人尚没有被控制时投案，如逃跑后自首。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争议较大的情形，其一是嫌疑人曾经被侦查机关控制，后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解除羁押，在证据充分后，嫌疑人接到侦查机关的通知后归案的。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自首不能成立，因为嫌疑人的归案不具有自动性。犯罪事实被侦查机关掌握，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的视线内，接到通知后归案是嫌疑人的义务，他只是较好地配合了侦查机关的工作，不是自首，但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其二是行为人犯罪被抓获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逃跑，然后又投案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设立自首制度的本意，一是区分自首犯和非自首犯的主观恶性，对主观恶性小的自首犯给予从轻、减轻的处罚；二是降低诉讼成本，自首犯一般都能与侦查机关主动配合，为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三是自首犯一般能够认真改造，再犯罪率低，所需要的“刑罚量”也就应相应降低。逃跑后自首的，往往是迫于无奈，自首并非真心悔过，将此情况认定为自首违背了自首的立法本意，而另一方面，社会效果也不好，容易使人误以为逃跑者反而得到了法律的谅解。
投案对象的限制
投案对象所要解决的是嫌疑人向谁投案可以认定为自首的问题。
现代刑法基本上都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对自首的界定普遍较为宽泛。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精神及审判实践，投案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相应的国家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这些机关从事政法工作，并且是各种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关，自然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投案的机关；二是有关组织，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这些组织分布较广，与人民群众联系较为紧密，承担了大量的接待投案工作。为犯罪嫌疑人投案提供了便利条件；三是有关个人，主要是上述单位的负责人，嫌疑人往往很难掌握犯罪以后究竟向谁投案，就选择当地与治安有关的人员投案，这并不违背自首制度的要旨。
需要探讨的是嫌疑人向被害人投案的能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被告人向被害人自首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希望“私了”，希望被害人不报案；其二是嫌疑人主动向被害人认罪，并且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处理。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嫌疑人目的不在于依法解决问题，甚至是为了投机取巧，不符合自首的精神，不应认定为自首；对于第二种情况，嫌疑人向被害人投案，如果以后到司法机关投案，接受处理的能够认定为自首，其与一般的直接到司法机关自首没有区别。如果嫌疑人向被害人投案后，又躲避司法机关的侦查，自首则不能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果被告人直接向自诉人投案说明情况的，理论上自首应当成立，但是我国立法上关于自首的规定排除了此种情形成立自首的余地。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对于侮辱、诽谤、虐待罪而言，如果被告人主动向自诉人认错，自诉人能够谅解的就不成立犯罪；自诉人坚持起诉的可根据被告人的悔罪表现酌情予以从轻处理。而根据刑法立法，这些犯罪没有减轻处罚的余地。对于侵占罪而言，如果被告人向自诉人投案归还占有物的，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自首问题。
当前这种投案对象较为宽泛的规定，是与我国的法制现状相适应的。现实中，要求每个嫌疑人都能准确找到投案机关不符合实际。向谁投案只是形式，关键在于投案的目的。
投案动机及方式的限制
从刑法司法成本的角度看，投案动机如何，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投案的动机如何，影响其主观恶性大小，也就影响到自首的成立与否。
根据司法实践，嫌疑人投案的动机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投案接受处罚，这也是最符合自首立法本意的投案情形；其二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报警投案，经调查自己成为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事实认识错误，嫌疑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甚至是恶人先告状，就不存在投案的问题，仅仅是报案。如果是法律认识错误，则自首能够成立，如把事实没有争议的故意伤害当作正当防卫。
如果说投案动机是自首的主观方面，投案方式则是自首的客观方面之一，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人采用何种形式向司法机关投案的问题。根据我国自首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自首有以下几种投案方式：
亲首。即亲自投案自首，也包括在特殊情况下先以信电投案的。笔者认为，先以信电投案必须有真实的投案意图，如果仅为打探，而后被抓获的不能成立自首。信电投案往往适用于因病、因伤或者为了紧急处理犯罪结果等情形。
代首。即委托他人代为自首的情形，如果客观上具备亲首的条件而不亲首的则自首不能成立，以防止嫌疑人滥用代首而探望风声。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自首的诚意，并明确地委托他人，如果行为人言者无意，代首人听者有心，自首不能成立。
送首。主要是亲友送其归案的情形。行为人并不一定真正悔悟，但是其亲友希望给他争取一个从宽情节，在行为人自愿或者勉强同意的情况下送案，自首可成立。如果亲友不是出于争取从宽的目的，而是为了打击犯罪行为，则自首不能成立。如被告人针对自己亲属实施犯罪行为，亲友出于气愤将其送案的，不应认定为自首。
自首的刑罚裁量
笔者认为，正确把握自首的司法裁量，首先，应当确立从宽的基点。也就是说自首从宽应当是自我比较，即自首犯罪分子和自身的比较，而不是和同案犯或者同类犯相比较。因为个案、个人均有其特殊性，与他人相比的可比性较小，而只有和自己比较才相对准确，也才能避免给一些滥用自首投机取巧的被告人以可乘之机。其次，应当严格区分不同类型的自首。投案自首的时间、动机、方式、陈述案情的真实性，均可以成为考察被告人自首程度高低的因素，只有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后，才能决定对被告人从宽的幅度，才能充分地发挥自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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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德胜
投案时间的限制
笔者认为，投案的起始时间应是犯罪实施以后。这里的犯罪实施以后包括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和犯罪既遂以后。在犯罪之前，自然不存在投案的问题；在犯罪的过程中，被告人投案的，应当视为在犯罪以后投案。此外，犯罪应当是真实成立的犯罪。如果是被告人假想的犯罪，不存在自首的问题，如正当防卫。因为自首是量刑时考虑的问题，以构成犯罪为前提，被告人没有犯罪也就无所谓自首。
投案的终了时间应当是犯罪嫌疑人归案以前。自首不仅存在于侦查阶段，还存在于其他阶段。对此问题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被告人犯罪以后，犯罪事实及犯罪嫌疑人都没被发觉，而行为人主动投案，这是最典型的自首；二是犯罪事实已被发觉，犯罪嫌疑人还没被发觉，行为人主动投案；三是犯罪事实没有被发觉，犯罪嫌疑人被发觉，如因形迹可疑被盘查而自首；四是犯罪事实及犯罪嫌疑人都被发觉，但是嫌疑人尚没有被控制时投案，如逃跑后自首。
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种争议较大的情形，其一是嫌疑人曾经被侦查机关控制，后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解除羁押，在证据充分后，嫌疑人接到侦查机关的通知后归案的。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自首不能成立，因为嫌疑人的归案不具有自动性。犯罪事实被侦查机关掌握，嫌疑人在侦查机关的视线内，接到通知后归案是嫌疑人的义务，他只是较好地配合了侦查机关的工作，不是自首，但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其二是行为人犯罪被抓获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后逃跑，然后又投案的情况。笔者认为，我国设立自首制度的本意，一是区分自首犯和非自首犯的主观恶性，对主观恶性小的自首犯给予从轻、减轻的处罚；二是降低诉讼成本，自首犯一般都能与侦查机关主动配合，为侦查机关了解案件，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三是自首犯一般能够认真改造，再犯罪率低，所需要的“刑罚量”也就应相应降低。逃跑后自首的，往往是迫于无奈，自首并非真心悔过，将此情况认定为自首违背了自首的立法本意，而另一方面，社会效果也不好，容易使人误以为逃跑者反而得到了法律的谅解。
投案对象的限制
投案对象所要解决的是嫌疑人向谁投案可以认定为自首的问题。
现代刑法基本上都扩大了投案对象的范围，对自首的界定普遍较为宽泛。根据我国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精神及审判实践，投案对象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相应的国家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这些机关从事政法工作，并且是各种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关，自然可以成为犯罪嫌疑人投案的机关；二是有关组织，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所在单位、城乡基层组织，这些组织分布较广，与人民群众联系较为紧密，承担了大量的接待投案工作。为犯罪嫌疑人投案提供了便利条件；三是有关个人，主要是上述单位的负责人，嫌疑人往往很难掌握犯罪以后究竟向谁投案，就选择当地与治安有关的人员投案，这并不违背自首制度的要旨。
需要探讨的是嫌疑人向被害人投案的能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被告人向被害人自首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希望“私了”，希望被害人不报案；其二是嫌疑人主动向被害人认罪，并且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处理。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嫌疑人目的不在于依法解决问题，甚至是为了投机取巧，不符合自首的精神，不应认定为自首；对于第二种情况，嫌疑人向被害人投案，如果以后到司法机关投案，接受处理的能够认定为自首，其与一般的直接到司法机关自首没有区别。如果嫌疑人向被害人投案后，又躲避司法机关的侦查，自首则不能成立。需要说明的是，对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如果被告人直接向自诉人投案说明情况的，理论上自首应当成立，但是我国立法上关于自首的规定排除了此种情形成立自首的余地。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中，对于侮辱、诽谤、虐待罪而言，如果被告人主动向自诉人认错，自诉人能够谅解的就不成立犯罪；自诉人坚持起诉的可根据被告人的悔罪表现酌情予以从轻处理。而根据刑法立法，这些犯罪没有减轻处罚的余地。对于侵占罪而言，如果被告人向自诉人投案归还占有物的，不构成犯罪，也就谈不上自首问题。
当前这种投案对象较为宽泛的规定，是与我国的法制现状相适应的。现实中，要求每个嫌疑人都能准确找到投案机关不符合实际。向谁投案只是形式，关键在于投案的目的。
投案动机及方式的限制
从刑法司法成本的角度看，投案动机如何，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从犯罪预防的角度看，投案的动机如何，影响其主观恶性大小，也就影响到自首的成立与否。
根据司法实践，嫌疑人投案的动机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是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投案接受处罚，这也是最符合自首立法本意的投案情形；其二是认为自己受到别人的侵害，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报警投案，经调查自己成为犯罪嫌疑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事实认识错误，嫌疑人并没有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危害性，甚至是恶人先告状，就不存在投案的问题，仅仅是报案。如果是法律认识错误，则自首能够成立，如把事实没有争议的故意伤害当作正当防卫。
如果说投案动机是自首的主观方面，投案方式则是自首的客观方面之一，所要解决的是行为人采用何种形式向司法机关投案的问题。根据我国自首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自首有以下几种投案方式：
亲首。即亲自投案自首，也包括在特殊情况下先以信电投案的。笔者认为，先以信电投案必须有真实的投案意图，如果仅为打探，而后被抓获的不能成立自首。信电投案往往适用于因病、因伤或者为了紧急处理犯罪结果等情形。
代首。即委托他人代为自首的情形，如果客观上具备亲首的条件而不亲首的则自首不能成立，以防止嫌疑人滥用代首而探望风声。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有自首的诚意，并明确地委托他人，如果行为人言者无意，代首人听者有心，自首不能成立。
送首。主要是亲友送其归案的情形。行为人并不一定真正悔悟，但是其亲友希望给他争取一个从宽情节，在行为人自愿或者勉强同意的情况下送案，自首可成立。如果亲友不是出于争取从宽的目的，而是为了打击犯罪行为，则自首不能成立。如被告人针对自己亲属实施犯罪行为，亲友出于气愤将其送案的，不应认定为自首。
自首的刑罚裁量
笔者认为，正确把握自首的司法裁量，首先，应当确立从宽的基点。也就是说自首从宽应当是自我比较，即自首犯罪分子和自身的比较，而不是和同案犯或者同类犯相比较。因为个案、个人均有其特殊性，与他人相比的可比性较小，而只有和自己比较才相对准确，也才能避免给一些滥用自首投机取巧的被告人以可乘之机。其次，应当严格区分不同类型的自首。投案自首的时间、动机、方式、陈述案情的真实性，均可以成为考察被告人自首程度高低的因素，只有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分析后，才能决定对被告人从宽的幅度，才能充分地发挥自首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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