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从自首制度的性质和目的出发，对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自动投案、主动供述同种罪行、如实供述与辩解、自首以后翻供等问题，提出了“不管当事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只要是在司法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主动供述其罪行，就属于自动投案”、“在押罪犯主动供述的罪行，不论与前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具备自首的价值，就属于自首”、“对于被告人如实供述以后又作避重就轻辩解的，只要其辩解不否定基本事实，不影响正确定案，仍然应当认定自首”、“因当事人自首而使悬案得以告破，在审案件得以顺利处理的，应当认为自首的价值已经实现，即使以后当事人翻供，也不影响自首的成立”等观点，供同志们参考。
评价自首的价值，应当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尺度。在经济效益的层面上，要衡量三个方面的得与失：一是犯罪主观方面的恶意程度和实际造成的损害程度；二是犯罪人对犯罪后果的弥补；三是给国家节省了多少破案和审案开支。在社会效益上，应当衡量两个方面四个程度：一是自首的犯罪人悔罪的真诚度及其守法自律的可信度；二是犯罪起因上的可恕度和社会接受犯罪人悔罪的可能度。国家依据这两个尺度，衡量具体自首行为的价值，并根据自首价值的大小给予自首的当事人相应程度的宽恕，这是自首制度实际运作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处理自首案件，应当在客观认定自首行为价值的同时，充分注意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类似于等价交换的公平问题，维护自首与宽恕之间的对等关系。从司法理性的要求讲，促成自首制度实施的良性循环(即：自首制度——悔罪和求宽大的愿望——主动认罪——案件告破——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促使悔罪和求宽大愿望的产生——主动认罪)，是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所在。因此，认定和处理自首，应当服从于自首制度的这个目的，不论是“出头认罪”，还是“自陈其罪”，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具有自首的实际价值，都应当认定自首。
为了研究司法实践存在的认定自首的问题，我们对40件涉及自首的案件作了调查，对其中比较突出的自动投案、供述同种类罪行、被告人的辩解与翻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自动投案的认定问题
对于“自动投案”，司法解释归纳为“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虽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等九种情况。由于司法解释强调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前，从案外自动投案的形式，从而把人们对“自动投案”的理解，引向了外在的形式而忽视了本质，使得在押人犯的自首，变成了没有“自动投案”的准自首。其实，自动投案的实质，并不在于其人身从案外到案内的过程，而在于当事人自己主动交代罪行的行为，使其自己从一个尚未被发现有罪、尚未归案的人，变成了一个其所犯案件的罪人。相对于未发之罪而言，在押人员主动交代的结果是第二次归案。因此，在押人员的自动交代，本质上也是“自动投案”，区别只在于投案之时，因其他罪行已被关押，无需重新办理强制措施和羁押手续。显然，在押期间的“自动交代”也是“自动投案”，立法应当直接规定为自首，而不必“以自首论”。同样道理，身份不明的违法人员被羁押后，在司法机关尚未发现其犯罪的情况下，主动供述犯罪事实，甚至包括已在网上追查的犯罪事实，也是自动投案。因为被告人主动供述，毕竟给破案节省了开支，使悬案得以及时告破，具有自首的价值。
根据自动投案的实质，我们应当明确，不管当事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只要是在司法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主动供述其罪行的，就属于“自动投案”。即使是在押罪犯，因其主动供述自己尚未被发现的罪行而成为新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其主动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也是“自动投案”。
2、主动供述同种罪行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司法解释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根据上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押人犯如实供述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应当“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也就是被告人所犯的前罪与主动供述的后罪，应当属于不同种类，只有供述不同种类的罪行才是自首，否则就不是自首。按照这个规定，司法实践中就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比如，有两个同样本罪均应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盗窃犯，一个如实供述了其他盗窃4万元的罪行，只因为属于同种类犯罪，不能认定自首，只能酌情从轻而不能减轻处罚。而另一个如实供述盗窃4万元的过程中实施暴力的犯罪事实，尽管犯罪情节比盗窃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因为转化抢劫，不属于同种类犯罪，则认定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结果，主动供述的盗窃罪行轻于抢劫，其获得宽大的机会仅仅是“酌情从轻处罚”，而主动供述的抢劫罪行，因认定自首，却有机会减轻处罚。显然，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案件，对如实供述盗窃罪行的罪犯确实不公平。而导致这种不公平的原因，正是司法解释把刑法规定的“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类的罪行”。
首先，刑法规定的在押人犯如实供述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相对于前罪而言的后罪，与前罪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论是否同种类犯罪，前后两罪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两罪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又没有从属关系。一个有非法占有故意的人，第一次犯盗窃罪，第二次可能犯盗窃罪，也可能犯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也可能因畏惧法律而“金盆洗手”不再犯罪。以是否“同种类”为标准，把前后两罪扯在一起或加以区别，缺乏司法上的积极意义。
其次，即使是可以作为连续犯处理的犯罪案件，若连续多次实施的每一次行为都构成犯罪，那么，与多次重复犯同一罪名的罪一样，每一次犯罪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比如在邻近居民新村连续多次盗窃犯罪，审判时有余罪没有发现，服刑期间再主动交代的，该余罪并不是依附于已决之主罪的从罪，而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犯罪。司法实践中设定连续犯的概念，把各次独立的犯罪集合在一起，认定一个罪名，以一罪量刑，类似于数学上的合并同类项，便于计算犯罪数额和量刑等操作，并不表示各个独立的犯罪之间具有从属关系。罪犯主动交代的后罪，即使原来属于连续犯应按一罪处理，因不在同时案发，不具备“同类项合并”的条件，理应独立定罪量刑。
再次，不论是犯罪构成不同的后发之罪，还是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的连续犯的余罪，抑或多次的一罪中的漏罪，由于前后罪之间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都具备独立定罪量刑的资格，在法律上应当同样对待，予以同等的法律评价，以某罪与前罪是否属于相同种类为标准，规定某些罪可以适用自首，某些罪不适用自首，实际上违反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其实，从司法解释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的规定看，最高法院对于把“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排斥在自首之外的不公平后果也有所觉察，不然，就不会在不认定自首的同时，又规定“如实供述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因为即使认定自首，法律规定也只是可以从轻而不是应当从轻。
综上，以前后两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来认定罪犯主动供述后罪的行为性质缺乏逻辑依据。根据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在押罪犯主动供述的罪行，不论与前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具备自首的价值，就属于自首。
3、如实供述与辩解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认定“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争议，主要反映在被告人投案自首以后，有避重就轻的辩解，甚至在法庭上对其投案时的供述，又进行推诿或推脱罪责的解释。对此，我们应当根据当事人投案时的供述所具有的价值，依照客观、合理的原则认定是否属于自首。司法解释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据此，对于被告人如实供述以后又作避重就轻辩解的，只要其辩解不否定基本事实，不影响正确定案，仍然应当认定自首。比如，被告人放火后主动投案，承认放火，又辩解主动熄灭过，对于这样的案件，从被告人自动投案的价值考虑，其辩解虽然未免避重就轻之嫌，但是，并没有影响对其放火事实的认定，且客观上，被告人的自动投案，免除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许多投入。所以，应当认定自首。
4、自首以后翻供的问题
通常认为，自首以认罪为必要，司法解释也规定，一审判决前翻供的，不能认定自首。这些观点和规定，未免过于简单化。
首先，自首是一种主客观统一于主动、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而不是统一于认罪态度的行为。假如当事人主动投案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罪，甚至表示自己罪该万死，但是，却讲不清具体的犯罪细节，对此，我们连基本事实都无法认定，当然不会因为其认罪态度好而认定自首。相反，当事人主观上并不悔罪，只是迫于自认为无法逃避的形势，抱着争取从宽处罚的愿望而主动作了供述，我们并不因为其没有真诚悔罪而不认定自首。鉴于自首的成立统一于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客观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当事人欠缺主观上的认罪态度而否认其客观上主动、如实供述的行为。
其次，自首是当事人犯罪后、归案前这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具有自首价值的行为。当事人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首行为即告完成。认定自首，应当以犯罪后、归案前这一时间段内当事人自首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归案之后的其他行为为依据。因此，当事人在自首行为完成以后的翻供行为，不能改变其先前的自首行为的性质。
最后，既然认定自首不以当事人的认罪态度为依据，而是以经查证属实的当事人供述的犯罪事实为依据。经查证属实的事实，并不会因为当事人翻供而改变，因此，翻供，并不能改变案件事实，也不能改变自首的事实。如果因当事人翻供而使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的，那么，原来当事人的认罪实际上并不是自首，本来就不应认定自首。
综上，对翻供的是否认定自首，应以当事人投案时的行为是否成立自首为依据。因当事人自首而使悬案得以告破，在审案件得以顺利处理的，应当认为自首的价值已经实现，即使以后当事人翻供，也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当然，当事人翻供的态度足以降低对其从宽处罚的幅度。如果因被告人翻供而妨害破案或审判的，说明其投案自首的价值还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定自首。
上海二中院
毛国芳
评价自首的价值，应当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尺度。在经济效益的层面上，要衡量三个方面的得与失：一是犯罪主观方面的恶意程度和实际造成的损害程度；二是犯罪人对犯罪后果的弥补；三是给国家节省了多少破案和审案开支。在社会效益上，应当衡量两个方面四个程度：一是自首的犯罪人悔罪的真诚度及其守法自律的可信度；二是犯罪起因上的可恕度和社会接受犯罪人悔罪的可能度。国家依据这两个尺度，衡量具体自首行为的价值，并根据自首价值的大小给予自首的当事人相应程度的宽恕，这是自首制度实际运作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处理自首案件，应当在客观认定自首行为价值的同时，充分注意国家与当事人之间类似于等价交换的公平问题，维护自首与宽恕之间的对等关系。从司法理性的要求讲，促成自首制度实施的良性循环(即：自首制度——悔罪和求宽大的愿望——主动认罪——案件告破——获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进一步促使悔罪和求宽大愿望的产生——主动认罪)，是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所在。因此，认定和处理自首，应当服从于自首制度的这个目的，不论是“出头认罪”，还是“自陈其罪”，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具有自首的实际价值，都应当认定自首。
为了研究司法实践存在的认定自首的问题，我们对40件涉及自首的案件作了调查，对其中比较突出的自动投案、供述同种类罪行、被告人的辩解与翻供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1、自动投案的认定问题
对于“自动投案”，司法解释归纳为“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虽被司法机关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等九种情况。由于司法解释强调犯罪嫌疑人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以前，从案外自动投案的形式，从而把人们对“自动投案”的理解，引向了外在的形式而忽视了本质，使得在押人犯的自首，变成了没有“自动投案”的准自首。其实，自动投案的实质，并不在于其人身从案外到案内的过程，而在于当事人自己主动交代罪行的行为，使其自己从一个尚未被发现有罪、尚未归案的人，变成了一个其所犯案件的罪人。相对于未发之罪而言，在押人员主动交代的结果是第二次归案。因此，在押人员的自动交代，本质上也是“自动投案”，区别只在于投案之时，因其他罪行已被关押，无需重新办理强制措施和羁押手续。显然，在押期间的“自动交代”也是“自动投案”，立法应当直接规定为自首，而不必“以自首论”。同样道理，身份不明的违法人员被羁押后，在司法机关尚未发现其犯罪的情况下，主动供述犯罪事实，甚至包括已在网上追查的犯罪事实，也是自动投案。因为被告人主动供述，毕竟给破案节省了开支，使悬案得以及时告破，具有自首的价值。
根据自动投案的实质，我们应当明确，不管当事人是否被采取强制措施，只要是在司法机关没有掌握其犯罪证据的情况下，主动供述其罪行的，就属于“自动投案”。即使是在押罪犯，因其主动供述自己尚未被发现的罪行而成为新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其主动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也是“自动投案”。
2、主动供述同种罪行的问题
我国刑法第67条第2款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最高法院对该条款的司法解释规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的，以自首论。根据上述刑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在押人犯如实供述的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应当“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罪行”，也就是被告人所犯的前罪与主动供述的后罪，应当属于不同种类，只有供述不同种类的罪行才是自首，否则就不是自首。按照这个规定，司法实践中就会导致不公正的结果。比如，有两个同样本罪均应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盗窃犯，一个如实供述了其他盗窃4万元的罪行，只因为属于同种类犯罪，不能认定自首，只能酌情从轻而不能减轻处罚。而另一个如实供述盗窃4万元的过程中实施暴力的犯罪事实，尽管犯罪情节比盗窃严重，社会危害性也更大，因为转化抢劫，不属于同种类犯罪，则认定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结果，主动供述的盗窃罪行轻于抢劫，其获得宽大的机会仅仅是“酌情从轻处罚”，而主动供述的抢劫罪行，因认定自首，却有机会减轻处罚。显然，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案件，对如实供述盗窃罪行的罪犯确实不公平。而导致这种不公平的原因，正是司法解释把刑法规定的“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限定为“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不同种类的罪行”。
首先，刑法规定的在押人犯如实供述的“本人其他罪行”，是指相对于前罪而言的后罪，与前罪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论是否同种类犯罪，前后两罪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两罪之间既没有因果关系，又没有从属关系。一个有非法占有故意的人，第一次犯盗窃罪，第二次可能犯盗窃罪，也可能犯敲诈勒索罪，或者抢劫罪，也可能因畏惧法律而“金盆洗手”不再犯罪。以是否“同种类”为标准，把前后两罪扯在一起或加以区别，缺乏司法上的积极意义。
其次，即使是可以作为连续犯处理的犯罪案件，若连续多次实施的每一次行为都构成犯罪，那么，与多次重复犯同一罪名的罪一样，每一次犯罪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比如在邻近居民新村连续多次盗窃犯罪，审判时有余罪没有发现，服刑期间再主动交代的，该余罪并不是依附于已决之主罪的从罪，而仍然是一个独立的犯罪。司法实践中设定连续犯的概念，把各次独立的犯罪集合在一起，认定一个罪名，以一罪量刑，类似于数学上的合并同类项，便于计算犯罪数额和量刑等操作，并不表示各个独立的犯罪之间具有从属关系。罪犯主动交代的后罪，即使原来属于连续犯应按一罪处理，因不在同时案发，不具备“同类项合并”的条件，理应独立定罪量刑。
再次，不论是犯罪构成不同的后发之罪，还是具有相同的犯罪构成的连续犯的余罪，抑或多次的一罪中的漏罪，由于前后罪之间都具有独立的犯罪构成，都具备独立定罪量刑的资格，在法律上应当同样对待，予以同等的法律评价，以某罪与前罪是否属于相同种类为标准，规定某些罪可以适用自首，某些罪不适用自首，实际上违反了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其实，从司法解释第四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如实供述的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的规定看，最高法院对于把“如实供述同种罪行”排斥在自首之外的不公平后果也有所觉察，不然，就不会在不认定自首的同时，又规定“如实供述同种罪行较重的，一般应当从轻处罚”。因为即使认定自首，法律规定也只是可以从轻而不是应当从轻。
综上，以前后两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来认定罪犯主动供述后罪的行为性质缺乏逻辑依据。根据平等适用法律的原则，在押罪犯主动供述的罪行，不论与前罪是否属于同一种类，只要符合自首的本意，具备自首的价值，就属于自首。
3、如实供述与辩解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对认定“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争议，主要反映在被告人投案自首以后，有避重就轻的辩解，甚至在法庭上对其投案时的供述，又进行推诿或推脱罪责的解释。对此，我们应当根据当事人投案时的供述所具有的价值，依照客观、合理的原则认定是否属于自首。司法解释规定，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据此，对于被告人如实供述以后又作避重就轻辩解的，只要其辩解不否定基本事实，不影响正确定案，仍然应当认定自首。比如，被告人放火后主动投案，承认放火，又辩解主动熄灭过，对于这样的案件，从被告人自动投案的价值考虑，其辩解虽然未免避重就轻之嫌，但是，并没有影响对其放火事实的认定，且客观上，被告人的自动投案，免除了公安机关侦破案件的许多投入。所以，应当认定自首。
4、自首以后翻供的问题
通常认为，自首以认罪为必要，司法解释也规定，一审判决前翻供的，不能认定自首。这些观点和规定，未免过于简单化。
首先，自首是一种主客观统一于主动、如实供述罪行的行为，而不是统一于认罪态度的行为。假如当事人主动投案承认自己犯了杀人罪，甚至表示自己罪该万死，但是，却讲不清具体的犯罪细节，对此，我们连基本事实都无法认定，当然不会因为其认罪态度好而认定自首。相反，当事人主观上并不悔罪，只是迫于自认为无法逃避的形势，抱着争取从宽处罚的愿望而主动作了供述，我们并不因为其没有真诚悔罪而不认定自首。鉴于自首的成立统一于主动、如实供述犯罪事实的客观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当事人欠缺主观上的认罪态度而否认其客观上主动、如实供述的行为。
其次，自首是当事人犯罪后、归案前这一特定时间段内的具有自首价值的行为。当事人投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自首行为即告完成。认定自首，应当以犯罪后、归案前这一时间段内当事人自首的行为为依据，而不是以归案之后的其他行为为依据。因此，当事人在自首行为完成以后的翻供行为，不能改变其先前的自首行为的性质。
最后，既然认定自首不以当事人的认罪态度为依据，而是以经查证属实的当事人供述的犯罪事实为依据。经查证属实的事实，并不会因为当事人翻供而改变，因此，翻供，并不能改变案件事实，也不能改变自首的事实。如果因当事人翻供而使案件事实难以认定的，那么，原来当事人的认罪实际上并不是自首，本来就不应认定自首。
综上，对翻供的是否认定自首，应以当事人投案时的行为是否成立自首为依据。因当事人自首而使悬案得以告破，在审案件得以顺利处理的，应当认为自首的价值已经实现，即使以后当事人翻供，也不影响自首的成立。当然，当事人翻供的态度足以降低对其从宽处罚的幅度。如果因被告人翻供而妨害破案或审判的，说明其投案自首的价值还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认定自首。
上海二中院
毛国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