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刑法对于1979刑法而言，从“罪行法定”、“疑罪从无”等诸多方面已凸显了我国法制的进步。但是，　新刑法并未在立法上对容易导致自由裁量权滥用的缓刑不当适用这一问题进行具体规制，使得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仍充满了法外变数，法官对犯罪人在法定情形以外宣告缓刑的情况时有发生，甚至有个别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在加强和完善刑事法治的今天，“缓刑适用中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弱化”这一命题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一、缓刑适用现状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第三十一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在分则中规定单位可以构成的犯罪的罪名达120多个，涉及近100个条文。到目前为止，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涉及单位犯罪的许多问题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也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是，对其中的一些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笔者就司法实践经常碰到的单位犯罪的几个问题，浅谈如下：
一、如何理解单位的依法设立问题。

我国1997年修改刑法时，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第一百二十条增加规定了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面对恐怖犯罪活动较为猖獗、危害日益严重的新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12月29日通过了《刑法修正案（三）》，对与恐怖活动犯罪有关的刑法规定作了较大幅度的补充与修改，提高对组织、领导恐怖活动组织罪的法定刑，加大了对恐怖组织及恐怖活动的惩治力度。但是，无论是在该修正案，还是我国现有的其他刑事立法中，都没有明确界定“恐怖组织”这一概念的含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或者仅履行合同小部分，而对合同义务的绝大部分无履行诚意以骗取财物的行为。合同纠纷，是行为人有履行或基本履行合同的诚意，只是由于客观原因而未能完全履行合同。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市场竟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诈骗分子为了实现对非法利益的追逐，通常利用签订经济合同的形式进行诈骗活动，而使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使二者不易区分。在实践中应当如何区分合同诈骗罪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呢？

在办理挪用公款案件中，对于挪用公款所生利息虽不计入犯罪数额，但是其作为给国家、集体造成的直接损失或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依法应予追缴，毋庸置疑。司法实践中，如何追缴挪用公款所生利息，因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做法不一。为统一执法，笔者谈谈自己的拙见。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共罗列了挪用公款罪的三种情形，根据挪用公款的不同情形应适用不同的利息追缴方法。

【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