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数量日渐增多，笔者认为，此举不当，理由是：
1．影响了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检察机关在立案查办职务犯罪案件时，曾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而经法院审理后，多被判处缓刑，无形中引导职务犯罪分子在被立案查处后，想方设法替自己减轻罪责，很少有人去真正思考如何认真悔罪，这样难以达到刑罚的教育和震慑作用。
2．挫伤了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积极性。大量的职务犯罪分子被宣告缓刑，群众往往据此认为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对党和政府的反腐败斗争失去信心，对司法机关失去信赖，甚至影响群众对职务犯罪举报的积极性。

在查办财产型职务犯罪中，关于赃款的去向一直是争议较多的焦点问题，从实体法来讲，赃款去向不属于财产型职务犯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从程序法来讲，赃款去向不属于检察官举证的范围，至于赃款去向如果的确是用于公务，应属于辩方削弱指控的依据，应由辩方举证，当然控方最终具有反驳的权利。

缓刑是指对于罪刑较轻的犯罪分子，有条件地不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缓刑是一项执行刑罚的方法，而不是刑罚的种类。对哪些犯罪分子可以宣告缓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是这样规定的：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由此可见，立法上已将“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为了宣告缓刑的法定条件之一。但是，笔者认为，不宜将“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作为宣告缓刑的一个法定条件，主要原因在于：
1、对于犯罪分子在适用缓刑以后是否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司法实践中难以确认。

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我国自首制度的司法适用问题做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对少年犯适用缓刑摒弃了监禁对少年犯带来的许多弊端，有利于对他们的改造，但是由于多种原因，极少数少年犯未能珍惜机会，出现令人遗憾的重新犯罪现象，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 缓刑少年犯再犯罪的原因
少年人初次失足原因多样，各不相同，与社会不良因素的诱惑、法制观念不强等都有关系，但把缓刑少年再犯罪仍归咎为法制观念不强，显然不具有说服力。因此，缓刑少年再犯罪除了具有初犯的普遍性外，还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并与审判机关掌握执法尺度亦有联系。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

自首，是我国惩办与宽大相合的刑事政策，在量刑方面的具体体现，现已由我国刑法规定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设立自首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悔改自新，不致隐藏在社会上继续为非作歹。自首从轻，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势力，从而获得更多的线索和证据，有助于及时侦破案件，正确而迅速的审判，减少公安机关和司法机关办案投入，有力地惩治犯罪，保护受害者，维护社会稳定。1997年修订后的《中华人国共和国刑法》第六十七条首次以法律形式对自首的构成作了明确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