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在刑事诉讼中，司法机关需要处理的争议日益分化为两大类：一类为实体性争议，集中体现为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这也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另一类则为程序性争议，如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是依循正当法律程序处理刑事案件的产物。对程序性争议的处理被视为“诉讼中的诉讼”，其中以非法证据排除最为典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彰显刑事程序独立价值、维护刑事程序尊严、实现程序正义的重要制度设置。由于刑事诉讼奉行“审判中心主义”，与之相呼应，法院对于非法证据排除争议的审查处理被称为“审判中的审判”。

为落实中央部署的司法改革任务，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近日

法律、法学界久已期待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近日终于出台了，这是贯彻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将对促进刑事诉讼程序的正当性和刑事诉讼结果的公正性，防止冤假错案，提高司法公信力，产生重大、深远的影响。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等法律原则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核心价值是通过合法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通过公正程序依法惩罚犯罪，从而让被告人切身体会到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程序带来的安全感和公正感。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通过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问题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进行了严格规范，确立了一些新的规则。这一新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一旦实施，对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针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司法审查制度，都将发挥积极的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纵观整部《规定》，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上做出了八个方面的制度创新，或可称为具有“八大亮点”。下面依次对此作出分析和评论。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社会关注度极高的于欢案依法作出终审判决，判定上诉人于欢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从刑法规定和刑法理论角度重新审视对于欢案中于欢行为的定性和处罚，是完全必要的。
一、于欢行为具有防卫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