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职权罪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其关键在于认定“滥用职权”。界定“滥用职权”，主要在于解决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滥用”?滥用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其二，什么是职权？职权的来源是什么？如何界定合法合理运用职权的范围？以下分别研究之。
一、“滥用职权”的行为表现形式

　【正文】

当事人信息原公诉机关山西省交口县人民检察院。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甲，男，1962年10月25日出生于山西省石楼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因涉嫌犯非法拘禁罪于2011年3月9日被交口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1年12月14日被交口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12年3月8日刑满释放。辩护人褚智昀、任翠翠，山西太初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高乙，男，1990年10月7日出生于山西省石楼县，汉族，农民。因涉嫌犯非法拘禁罪于2011年3月9日被交口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4月13日被逮捕。

【案情】
2014年2月27日，被告人王某利用其他活动中获取到被害人李某的公民身份证信息办理了一张假身份证。随后，被告人王某持该假身份证到移动通信公司补办被害人李某的手机卡，并利用上述补办的手机号通过网络注册了“支付宝”账号和“微信”账号，同时将被害人李某的工商银行卡添加到“支付宝”和“微信”进行网络支付。2014年2月27日至3月7日期间，被告人王某通过“支付宝”转账、“微信”支付发红包的方式，分数次将被害人李某工商银行卡账户内的部分存款6万余元人民币转走。　 【分岐】
上述案例中，被告人王某构成信用卡诈骗罪还是盗窃罪，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两种意见：

1997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40条第1款以8项的形式规定了拐卖妇女、儿童罪的8种法定刑升格事由。其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属于该款第3项规定的一种法定刑升格事由。根据这一规定，行为人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行为直接关系到对行为人能否适用升格的法定刑。对于拐卖妇女罪中“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该如何理解，我国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并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就“奸淫”的范围、时间以及对象问题而言，仍然存在激烈的争论。笔者下面拟对上述三个问题略抒己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奸淫”的含义

当事人信息原公诉机关福建省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原审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唐国良，男，1956年3月1日出生，住福清市，系被害人唐某之父。诉讼代理人姚仲凯、黄晓东，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黄兴，男，1975年12月29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因涉嫌犯绑架罪、非法拘禁罪，于1996年6月3日被监视居住，同年7月12日被收容审查，8月5日被逮捕。现在榕城监狱服刑。辩护人暨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刘志强，陕西泓瑞律师事务所律师。辩护人暨附带民事诉讼代理人周立新，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人林立峰，男，1977年7月4日出生于福建省福清市。